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半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回过头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被我撕广。我没有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比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二十年后，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

    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惹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一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闶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臧。

    —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地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者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

    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做啥当初从德国冋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旦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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