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蔡一蔡二就给抓进派出所去了。据说还不光是为了造谣。晏的母亲因为被怀疑到是那条旗袍的主人，也给带进去盘问了好几天。派出所带了好些人到老房子里去，从床底下翻出了那箱旗袍。老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院子里的一棵老树也给砍了一刀，树皮那里不断地往外面冒着树汁。但是，晏的母亲却再也没有回来。晏那几天一直哭，一直哭，谁去劝也劝不停。我也觉得是闯下了大祸，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光傻站着，看着晏哭，想说些话又不敢说。过了两天，我在巷子里走来走去，就又走到了晏家的老房子那儿。从墙外望进去，两楼的窗户那儿爬满了藤，是青翠的，花也仍然开着，开得更盛了，满墙都是，像是开疯了一样。好在地震的消息过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蔡一灰溜溜地放了出来，蔡二给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一次，我又看到了那个女疯子。自从王先生送进医院，再也看不见后，女疯子好像更疯了，好像是真的疯了。我看见她在巷子里飞快地跑动着，像一只野地里的羚羊。动作优美而又舒展。女疯子穿着长长的衣服，宽大的飘飘飞起，像是古代圣人的衣带广地震了，地震了”女疯子一边跑，一边喊，“地震了，快跑啊，地震了，死人了，哀乐了”我无精打采地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一个人也没有，都走光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操场又恢复了以前的空旷与苍白。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在操场当中，我看见了一个人，是晏。晏的眼睛肿肿的，坐在一只很大的旅行包上面。晏的鞋子上都是灰。晏告诉我，她母亲死了，在老房子的梁上吊死了。晏说有一个亲戚要来接她走，以后她就不在长风一小念书了。我说不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就好像已经是孤零零一个人立在操场上。一切是多么忽然。忽然的，地震了，忽然的，晏来了，但是忽然又不地震了。接着晏就肿着眼睛，背着小山一样的大包走了。把我一个人扔了下来。和那场没有来的地震一起，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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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大礼拜，我去了上海。姑妈住在老式公寓里，我敲动那只锈铜门环时，里面传来了狗叫声。上海正流行着钟点工，姑妈的公寓里，有一个定时给各家擦窗洗刷的老太，服务完毕，依次收取费用，非常的干净利落。而里面传出的犬吠，我一直没有搞清它是哪家的。但每逢客人的脚步声响起时，它必定狂叫无疑，都惯了，上海人从来不疑神疑鬼、怕这怕那，就当它是生来如此吧。在姑妈家吃了西瓜，我去赴一个友人的约。是个老同学。我们在街上寻找一个能品尝白斩鸡的店家。上海的烤鸡、白斩鸡和鸡粥都是好吃的，但长长的一条云南路，真正是人满为患。周末的上海人，倾巢而出，正宗的小绍兴鸡粥店前，汗流浃背的上海老百姓，兴致热烈得像新出笼的大白馒头，雾腾腾地向外面冒着气。“满了！满了！”走遍云南路，一家家的老板、伙计、掌柜的，向我们重复着这两个字。友人读的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沪上，仍然是家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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