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折扣还在继续。由于体制的原因，就像全国众多的科研单位一样，每个科研单位内部的科室或课题组也各自形成了“小而全”的封闭体系，条块分割、科室或课题分割使得各自的实验室、实验设备出现了重复购置从而造成了科研经费的另一种浪费。

    这种状况在我国高校尤其严重。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领导说：“在高校，管理上基本还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校院、系搞小而全，万事不求人，浪费严重。比如设备，系系有复印机，为什么学校不可以搞一个复印中心？主要是嫌用起来不方便。再比如资料室，系系都有，还必须设几个编制，配几个人，重复订报刊，有限的经费重复浪费，实在可惜。”

    中山大学的一位领导也同样感慨：“高校物的利用率太低，在资源分配上没有宏观调控，仪器设备一旦到了系里，就是系里所有了，铁将军把门，别的系很难借到。比如，有一所大学的三个系要用洗相的暗室，结果每个系都买了设备，搞暗房，有专人管理，工作都不饱和，让他们合，都不愿意。应该建立一套制度，宏观调控和利用校内资源，基础设施在整个校内开放，不要再分你的我的，都是学校的，国家的。”

    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采访，从苏格兰留学归来的刘玉乐博士就向我介绍：国外的实验设备绝不用自己买，因为每个研究所都有自己开放的实验室，设备的利用率高，即便是一支试管也是如此。而国内的实验室是小而全，浪费设备也浪费经费。

    刘玉乐博士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应该看到，在我国科研领域，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的影响，使得一部分科学仪器没有得到有效使用，导致一些单位仪器利用率不高，而另外一些单位，由于受投资限制，缺少科学仪器设备，使科研工作得到严重制约。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早在1983年，北京市率先实行以鼓励协作共用为目的的测试方法，对推进大型精密分析仪器的协作共用，对外开放，起到了促进作用。1987年11月，国家教委、中科院和北京市联合起来，对大型精密分析仪器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决定设立测试基金，打破部门所有，推动联合与合作，促进大型精密分析仪器的开放使用，选择学术力量强，技术水平高，大型精密分析仪器高度密集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联合组建了面向全国各地的横向联合体——北京中关村地区联合分析测试中心。九年时间里，共有国家教委、中科院和北京市的12个单位70台大型精密分析仪器参加联合分析测试中心，总价值6400万元。根据1988年至1995年共向社会提供223102小时，平均每台仪器年利用率提高23%。联合分折测试中心共完成课题3454项，其中“863”计划项目28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395项，共资助研究生7365人次，占总资助人数的22.89%，占总资助课题15.5%项次。九年间，国家有关部门向联合分析测试中心共投人测试基金835万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创造了协作共用、合理配置科技资源的可贵经验。

    应该说，这是一个充分利用科研设备的很好例子，也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宝贵经验。只可惜，这个宝贵经验至今局限在局部，也仅仅只局限在大型精密仪器，除此之外的仪器利用，即使是在同一个科研系统甚至是同一个科研机构，条块分割、部门壁垒或部门封闭所造成的设备利用率的低下与浪费依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同样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先后在德国和美国留学、现与刘玉乐一样担当着课题主持人的女博士阎锡蕴在工作中则有另一番感受：“从美国回来，我感觉到国内的竞争也很残酷。一个课题，申请到的经费也就两三万元，但就是这区区的两三万元，房租、水电、管理费等等都要从这里面出，生存压力很大，加上自己的工资有30%还要从里面出，最后用于科研，连实验都做不成。幸好自己从国外回来，经费的渠道相对还多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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