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开闲人，执行这种任务偏偏都是半夜。我们每个人都系上了红裤带。到了井口，在里面换上了我们买来的一次性衣服，戴上耐碱的手套。穿戴起来一看，每个人都好像是防化战士。

    队员们看起来都极为紧张，有两个年轻人的腿一直在抖。

    我们这一拨人下去，把已经装在尸袋里的尸体用担架抬上来，到了井口，打开尸袋，有两个法警给每个遇难者都照了相。其中两具尸体，身体是朝着下方的，一位老工人，用手把他们的脸转过来，以方便法警拍照，又抽了血样。这些程序都进行完后，就把尸体抬上车，运送到山下河津殡仪馆去。

    执行任务回来，我们已经事先在驻地的走廊前支起了一个火盆，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自觉地从火盆上跨过去，那位老工人讲这叫辟一辟邪气。然后，大家打开酒，人人痛喝上几口，驱一驱体内的寒气。大声地叫唤几声，宣泄一下。

    第一天的行动既紧张又顺利地完成了。

    头发里渍进去的煤渣、灰尘和油腻，洗发精竟然不起作用。手依然一如既往地黑，怎么洗都洗不净。

    此后，特勤队每天后半夜都有行动。我们一连抬了6个晚上，精神上很受刺激。总共抬上来35具遗体。一个个遗体很惨，一边抬一边哩哩啦啦淌血水。都是七窍流血，头泡得极大，舌头伸出来，有强烈的尸臭。抬时装在袋子里，上来后划开袋子，让原先施工队留守的工友们辨认一下，抽一管子血供dna化验。遗体的处理，是先拉到殡仪馆整容，整容后让家属辨认了再行火化。我们在井下采取接力方式抬人，如果是一拨人一直抬上来，要爬上2060个台阶，走27度的斜坡，我们也累死了。每晚干完活，大家要拼命灌酒才能睡着。

    4月14日，还有最后三两名被困工人没能找到。我们得到命令，终于要撤退了。

    我为那些遇难矿工感到悲痛。

    有时，在早晨，或在某个夜晚，都会听到不知是什么女人的啼哭声。刚开始时，是那样撕心裂肺的痛哭，现在是那种呜咽的呻吟着哭，其实这种哭声听起来让人更痛苦，那种死寂般的绝望，那种对人生的毫无方向，让人在瞬间想到与矿难相关的无尽恐怖。

    文海善诗。他最后写道：小小王家岭，我真不愿意你这样出名。真希望你还是那样默默无闻，在大山的怀抱中，安静地享受不被打扰的春夏秋冬。别了，白雪茫茫的王家岭。你看那些开遍了山山峁峁的不懂世俗的山桃花，收藏起了她因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色，此刻在春寒白雪的映照下，将忧郁的心事在料峭的风中慢慢诉说。

    王文海关于王家岭的笔记，应该整理发表。

    要说明的是，王文海未及写到，对于每一具矿工遗体，在提取dna样品之后，究竟怎样进行具体的身份确认。这份备用的dna样本，则需要与他的直系亲属进行血液对照。这英工作另有一批人在做。我们难以设想，安抚善后小组和公安人员在提取亲属新血液时，将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情，但是又必须这样做。我在采访中得知，被困153名矿工中，只有一户没有家属前来，这名矿工是山西长治壶关县人。安抚小组在等待多日之后，亲属仍然没有到来。他们只好在疑惑中启程前往这位矿工的故乡。到了村里才知道，这位矿工有过媳妇，却为了逃避贫寒早就跑了。这位矿工赡养着一位老爷爷，老爷爷领着一名小孙子，住在一孔破窑中。这便是他们无法前来王家岭的原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善后小组提取了爷儿俩的血液，回到了王家岭。

    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未能得到这位矿工后来的消息，我一时无法辨清，在被困的10多名壶关籍矿工中，他该是哪一位。

    中国的矿难还要不断地发生下去吗？

    王家岭采访最后一周，我日日夜夜猫在指挥部那个长桌边，守候着最后几名矿工遗体的被发现。以陈川平副省长为首的指挥人员们，经历了抢险初期的紧张，中期救人的激昂还有后期不断抬出死难者的沉痛，现在俱已筋疲力尽。4月10日晚9时，新闻组负责人李福明和发言人刘德政，召集各家媒体举行了第19次新闻发布会，内容平平。然后，大批记者开始撤退。指挥部院子里逐渐显现出一种枯燥与寂寥来。

    但是，井下被困矿工既为153人，不论活着还是死去，抢险者必须找够这个数字。如果找不够，指挥部就不能撤下去，国务院调查组也不能接手入驻矿山。

    总指挥陈川平，面相更加消瘦。他依旧裹着军大衣端坐案头，其余指挥者们按兵不动，大家就这样围坐在长桌边。众人少言寡语。

    井下，以华晋公司董事长温百根指挥，昼夜轮班寻找死者。不，谁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死者”二字来。前头讲过，曾经有矿工在井下坚持到20多天乃至30多天而生还，现在不过半月多，有何根据判定最后的矿工已经死去？

    还得找，不停地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井下总排水量达到28万立方米，退水后，泥浆沉积巷道，厚达一至两米，总量巨大，垃圾太多，工作面狭窄，翻找十分困难。指挥部调购了5000只编织袋，交给华晋公司所属最后一支队伍。这600多人轮番在井下找人，一袋一袋地装泥，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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