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习矿业，早年即撰写出版《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著作。书中独辟《世界第一石炭国》章节，专论中国煤炭。鲁迅向国人呼吁：列强觊觎我国资源，野心堪忧。煤炭足以“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而李希霍芬惊叹中华为“世界第一石炭国”，是何居心呢？鲁迅敏锐地告诉读者，这位德国李，便是“日后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啊。这说法体现了鲁迅独有的辛辣。鲁迅指出，列强派出探险家深入我国内地大肆窃取我国的地理、地质学资料，已是“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他透过重重迷障，洞察到地质勘探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利害关系，揭穿了列强的真实目的，指出那些所谓探险家，实质上是列强侵华掠夺的先遣别动队。揭示了中国存在着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危险性。

    鲁迅在日本学医时，发现一部秘笈《中国矿产全图》，急忙转借摹绘，放大12倍，付之写真钢版以供祖国。

    鲁迅早年的《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等著作，和“医学救国”、“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拯救民族的情怀，正是鲁迅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思想起点和力量源泉。唯物史观和爱国情怀，决定了鲁迅思想表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把科学兴衰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看问题，是鲁迅史论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先驱孙中山先生制定宏大《治国方略》，而山西煤炭则是其决策方针的重要依据。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亲赴晋地考察，盛赞“山西煤炭之富，甲于全球”，孙先生一句豪言“以平定煤铸太行铁”，震撼人心，至今镌刻在阳泉市内纪念碑上。在孙先生看来，只有将煤炭、钢铁和铁路三者扭结到一起，中华民族始能重振雄风。孙先生高度评价阎锡山的历史功绩，也是源于对山西重地的战略判断，他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而后，孙先生秘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山西这块根据地！”

    阎锡山推行“造产救国”与“实业救国”两大战略，成效显著。到1934年，全省已有保晋公司等等大小煤矿1425座，矿工达到2.23万人。其中，以蒸汽作动力的机械化煤矿达到28座，年产煤达到300多万吨。一举突破了千百年来手工采煤生产方式，优质晋煤不仅富足山西，供给全国，而且远销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

    最可恨日寇侵华，阻断了伟大中国向现代化前进的步伐。1937年秋冬，日军攻占山西后，制定《华北产业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刺刀下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惨绝人寰。到1942年，日伪山西煤炭产量达到620多万吨，全是血煤！日寇八年践踏，仅在大同一地，就夺去了6万多条矿工的生命，在大同，在太原西山，在长治石圪节，都留下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烧人场”。日寇每开采1000吨大同煤，就要夺去4名矿工兄弟的生命。这不是真正的血海深仇是什么？难以平抚的山西煤史巨痛啊。

    一场王家岭矿难，引发我们重温山西煤炭大历史。回溯采煤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肯定是有益的。有利于我们展开书写以下最后章节，也将有利于读者进而深思王家岭矿难，是怎样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