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郭沫若

    什么是新郭沫若呢？

    我们首先来看出自写于1925年的《到宜兴去》里这样一段话：

    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我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我在这里虽然开不出什么美的好花来，但如路旁的杂草那样，总可以迸发几株罢？（第356-357页）

    “多过活些受难的生活，多领略些受难的人生”，意思好解；但“天外”和“水平线”（也即地平线），以及“美的好花”和“路旁的杂草”是指什么，则须参照另一些话：

    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第184页）

    很清楚的：“天外”，便是“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便是先前我们所论述的他少年时代沿着自己天性所追求、所迷恋的梦想。而今，他要把它们丢弃，从心中“挤掉”了。他将从“天外”跌到地上，甚至于地平线之下。他说，那是被马克思、列宁“挤掉”的。然而，我们整个研究了他从“天外”落在地上的过程，分明看到的却是，生活的困窘如何把他“挤”到现在的态度，如何把原先意识中心的东西“挤”到边沿，又如何把意识边沿的东西“挤”到中心。于是，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倘若遭际并不如此呢？

    他说：

    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这种觉醒虽然在两三年来早在摇荡我的精神，而我总是缠绵枕席，还留在半眠的状态里。我现在是醒定了，芳坞哟，我现在是醒定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他现在当然是醒定了——在六、七年的一再碰壁、破灭、蒙羞和一筹莫展之后。假如他的“个性发展”、“自由”、“表现”都一一顺遂了呢？假如他做到了“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而并不“僭分”，乃至像胡适、徐志摩们那样从容优越呢？或者这样问：在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他的“觉醒”，一定是必然的吗？

    请允许我这样提问，尽管那未免削弱了郭沫若转变的思想高度，然而我们不能心存疑惑却假装它不存在。这个疑惑是，如果一个人有着天成的、自然的、显而易见的内心禀赋，那么，他是怎么做到去放弃它的。不是说不可以放弃或加以改易，但我们需要合理的解释。一本书的翻译以及就此展开的相关学习，真的足以解释一切吗？

    我认为，安娜、孩子、药费、冷眼、民厚南里蜗居的简陋与杂乱、泰东书局的欺骗与戏耍、“上人名士”唤起的压抑、对屈原和首阳山的联想、人贱不如铜、“没有正式受过聘书，也没有领过一次薪水”，以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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