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于书，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形——

    一曰“消闲”。正如张中行先生云：“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生物，忙了他（或她）叫苦，可是闲真来了，他又会闲情难忍，喊‘月长似岁’。”怎么办呢？就依自家所好，想办法“消闲”：可与同道饮黄酒，或串门子道短长，或网开一面与人对弈，或入歌厅卡拉ok……但诸多妙法均有局限，须有物质，须有党朋，须有这方面的技艺和兴味。若首无物质，次无党朋，又无技艺兴味，居家枯坐，便只有向书乞援。不管是什么书，只要读下去了，凝滞的时光，便如涧底的暗流，兀自流走。

    在市井上，往往会看到摊头小贩捧花绿小报而读。那并不是在“消闲”，而是在这次赢利与下一次赢利之间，用书报来平息第一次赢利的亢奋，等待第二次赢利的到来。与其是在“消闲”，不如说是在“消忙”，概小贩的一种心理调剂也。

    二是“求知”。这是读书的功利性所在。立身、升迁、发财、混进社会，均要有一技之长。这一技之长，或从现实中来，或从书本中来；从书本中来，便是“求知”。所以，读书“求知”，是一种中性的过程，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并非玄谈，而是有普遍的意义在。特别声明，“求知”为社会进步的那层意思，因人人都明白，便勿用饶舌。具体地说，“求知”还有两层“雅”的境界在：一是教化，一是写作。要想说服别人，先要自己“懂”，自己照“章”树典范，然后去“传授”，要人遵从为圭臬，“从善”如流，尽教化之功。这种人极具牺牲精神，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完善自我，而是充当“利器”，可爱得令人垂泪。读书为写作者，是文人之常见病。概文人自视比凡人聪明，总觉有“大智慧”、“大情感”要时时遗布给凡人。其实文人亦是凡人，激情之下的话说得差不多了，也觉腹内空空，就找书本，从书本中趸些货色，仍“遗布”给凡人，始终硬撑着一种“精神师爷”的门面，悲也，累也。

    秦牧老已羽化成仙，便敢说一句不恭的话：他的“知识性”散文，到后期愈来愈引发不了读者的热情，便是他“趸卖”得太多。而冰心先生的晚年散文却能在读者中激起更大的波澜，是她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些真情话。

    人与书的第三种情形，便是“浸淫”。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凡事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又说，“有欲、有情、有知”是人的本性，否认了这一点，便否认了“人之成为人”。同原始人的“食”、“色”本性一样，“有情、有知”亦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的文明表现便是读书的欲望。只不过“食”、“色”的本欲无心人也可附体，“读书欲”只被有心人延续罢了。这有心人便是历代的读书人；存“欲”为得是“有为”，这是读书人的优良传统。

    于是，读书之为欲，便如耽于美色一样，整个身心投入，不问功利，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此境为“浸淫”。

    “浸淫”是与书血泪同感——读到激昂处慷慨悲歌；读到愤怒处，作河东狮吼；读到缠绵处，竟抚杯中月以约琴音。进到这般境界，读书之“消闲”便显得过于奢侈；读书之“求知”便显得太“隔”。此时，书我为浑然的一团，书即我，我即书；书便是生命，书便是生活。

    与书“浸淫”的读书人，久而久之，自然亦必然地生出个人的读书情味，对周氏兄弟，便有喜周大先生与喜周二先生之分。“有同嗜焉”的读书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无须金钱，无须利益，心仪之，神往之。举一自身小例：《七色光》副刊上，开了读书栏目，伍立杨兄与我一同撰稿支持。常读对方文章，便发现“有同嗜存焉”，心是感到亲切和温暖，感到读书人其实并不孤单，也无须自哀。便虽未谋面，神交已浑。待致函问候，话语果然如经年老友，喜皱人也。

    由此，丈人之间，有一种因喜其文便喜其人，甚至讳其瑕疵、忌他人指摘的现象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