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1章
三个月后，西岭山下的镜西湖荷香扑鼻，作协大厦工地建设正如火如荼。虽说基建方面的事是周时健在牵头，但我还是不时叫上蒋明，开车到工地去看看。调到省作协任职，除了做好日常行政工作，我还得一边从政，一边从文，写我的散文。说实在的，我对自己的散文创作素来自视甚高。但现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又不便轻易出手。省作协就办有刊物，省报那边，编副刊的老同事也常常向我约稿。可我把文章一写出来，初读，觉得还不错。再读，就觉得有的地方意思表达还不够，便改，结果越改越糟。全然不像在省报当记者时那么单纯，写了发，发了写，全国报刊到处投，反响还蛮好的。现在，多了一层身份和地位的顾忌，在写作方面反倒有些畏手畏脚了。
这时，网络进入了我的视野。借助这种快捷的传媒，我可以先用网名把文章贴在上面，如果读者说好，我再投向纸质媒体。网络读者可不管那么多，不管什么“副厅级”不“副厅级”，只要觉得不好，批评起来是毫不客气的。
在国内有影响的几家报刊发表了几组文章后，省作协这边也有了动静。今天，方正走进我的办公室，热情地说：“李书记，您的几组近作我都拜读了，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这么好的稿子，我们《西溪》却没有争取到首发权！”说到这里，方正变得严肃起来，“李书记，我要给您提个意见。”
“你说——”
“像您这样有如溪水四溢、黄钟大吕的散文作品，今后一定要把首发权交给我们《西溪》。说起来啊，《西溪》杂志虽然在全国算不上什么，但在全省，那还是有权威的！李书记的稿子却投往别处，《西溪》也该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我那都是习作。《西溪》在我的心目中，还应该办得更好，用稿质量还应该更高，所以，我的东西先给他们用，实在是不想带一个不好的头。”
“李书记，看您说到哪里去了。像您的散文……看看，就连国内第一流的文学刊物都采用了，用在《西溪》，那才是带的好头啊！”
“方『主席』啊，我早想找你们谈《西溪》杂志的问题了。”说到这里，我调整了语气，尽量选择平和的措辞。
方正已经意识到，我要讲的，可能比较重要，这次是真严肃起来了，“请李书记指示——”
“正如你说的，《西溪》是我省惟一一份文学期刊。当然，因为是惟一一份，所以，其权威是不容质疑的。可我们面对的读者，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凡是能够读懂中文的，应该都是我们的读者，或者是可能成为我们读者。”
方正点点头，表示在很认真地听。
我继续道：“听说啊，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期刊，有‘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之说，当时的《西溪》名列‘四小名旦’，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是的，可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
我打断他的话，“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想想，现在的‘四大名旦’不还是‘四大名旦’吗，人家为什么就能靠着那时候创下的品牌，至今仍屹立在期刊之林。据我所知，就是‘四小名旦’，除了《西溪》，和另外一家与《西溪》情况差不多的刊物，不是还有两家及时调整办刊思路，现在不是也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学大刊了吗？”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但其中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
他说的“深层次原因”我知道，方正在《西溪》工作近二十年了，九十年代初，老主编退休，那时他是副主编，主持工作，因为组织上迟迟没有落实他的正职问题，一拖一年多，大好的机遇就这样给耽误了。其*潢色 实，这也只能怪他，由他主持工作，工作没搞好，还想升正职，有这么主持工作的吗？可这么多年来，从没有谁说过他在这方面的过失。说了，也无从追究。他倒是一直满足于刊物在省内的“影响”，不思改进。发行量从当年的近三十万份降至不足千份，而他还在本届作代会上，当选副『主席』，进了党组，成为班子成员。
我找他说这件事，本来就有责备的意思了，但责备的话还是不能说，毕竟人家也是班子成员，有的话，只能点到为止。我说：“当然，原因还是有的。我觉得，像你，作为班子成员，编辑部的一把手，一些具体的工作，可以少做，多把心思放在刊物的发展上，多想想怎样在全国期刊市场去‘分蛋糕’，仅仅满足在省内，是不够的。我们的起点，要高一点，再高一点！”
“嗯，李书记的指示，我们一定认真贯彻，下去之后，我再找编辑部的同志议议，争取尽快拿出一个方案。不过，现在要开拓市场……”方正说到这里，就不往下说了。
我知道，潜台词是钱，读书人嘛，总是羞于谈钱的。现在省作协有钱了，除了修楼，还能剩个两三千万，并且作协大厦修起来后，还可以租十多层出去，每年房租收入就可达两三百万，这对于寒酸了十多年的省作协来讲，就像一下子从“糠箩篼”跳进“米箩篼”里了，下面的人办事，也敢“开口”要钱了。
我未置可否，“还是先做方案吧！”
“好的。”方正应诺，正要转身离去，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哦，对了，省文学奖评委名单，已经报到您这里了，您看——”
“我看过了，我想，你报的那个名单，作为初评，还是可以的。”
“那，那不是还要终评？”
“是的，我想，终评就不一定要找专业人士了。”
“喔？”
“法院审案，不是有人民陪审员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初评个一二十部，然后到广场或者大街上，去请那么几个读者，作为特邀评委，让他们来终评。当然，我只是这样在想，还没有考虑成熟。”
“李书记，国内所有的文学奖可都不是这样评的呀。”方正似乎有点着急。
我看也没看他，继续道：“他们不这样评，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这样评呀。我还在想，初评入围的作品，还可以把封面，把作者署名全部撕去或涂掉，让参加终评的特邀评委不受任何影响，就作品论作品，要把最好的作品给评出来！”
“如果真这样评奖的话，我们可是开了国内的先河了。”方正对这种评法的可『操』作『性』，仍持怀疑态度。
“你想想，每次就那几个评委在评，这奖就有权威『性』了？我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方式也应该改革，他们连中文都读不懂，怎么评？评得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了，要那个奖还有什么用？”我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是是是，应该改革，应该改革。”方正见我的态度坚决，连连陪着小心，想退出去。
我叫住他，说：“我刚刚在这期的《作家通讯》上看到，四川作家代表团将于下个月来我们这里考察。到时候，你组织编辑部的同志同他们座谈座谈。四川的文学创作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就有三位，要多听他们介绍，把人家的成功经验汲取过来。”说到这里，我顿了顿，又道，“我还在省报看到一篇报道，说雪州那边有个文学青年，叫什么……”
“张雨春。”
“对了，是叫张雨春。这个人家住农村，写了不少关于农村题材的好诗，在全国第一流的诗刊上发表。但听说他的生活环境很差，他对记者说，如果谁能够保证他每天有一元钱的生活费，他就可以坚持搞专业创作。”
“我也看了那篇报道，他是这样说的。”
“寒心啊，每天一元钱我们都不能解决，当地『政府』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省作协应该为这样的同志做什么？”
“……”
“这样吧，你同雪州方面联系一下，抽一个时间，我们去看看，看看这个文学的苦行僧，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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