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八千五百人，完全处于挨打 的情况之下。
美军登陆后，立即构筑桥头堡，站稳了脚步。相持3日 以后，日军在7月25日夜发动反攻；此时美军反成以逸待劳 之势，况藉凭优势的火力，以及海上军舰的助战，轻易地挡 住了攻势。到了7月28日，师团长、旅团长相继阵亡；残存 兵力约5000人，由31军司令官小畑中将亲自指挥，作困兽 之斗，到8月初十，关岛日军对外断绝联络；第二天，美军 宣布，关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小畑中将的遗骸 亦已发现。
在东京，正在检讨战略指导原则；或者说重新拟定作战 指导纲领。陆军方面由梅津与杉山会商决定，以总兵力的百 分之七十应付决战；百分之三十应付长期战。但基本上希望 避免短期内见胜负的决战；尽量保留实力在长期战中拖垮英 美。
因此，陆军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以忍痛牺牲的条件， 诱使迁都重庆的中国讲和。”
日本积极对华求和，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通过的 议案。
本来指导战争的最高机关名义上是”大本营、政府联席 会议”，实际上由大本营负责；而所谓大本营，不过军部利用 天皇的名义，作成决定，必要时可以奏请作”御前兵器”、 “御前研究”，由陆海军统帅，相互质询，得出一致的结论，由 天皇裁可——这也是一种形式，天皇是无法推翻军部事先协 调好的结果的，至多，有一些补充意见；或者在执行上提示 特须注意之点而已。
由于”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作用，只是军部将已 决定的战争指导原则，传达给内阁执行，所以小矶组阁之前， 即提出参加大本营会议的要求；军部虽断然拒绝，但亦了解， 以首相而不能参预军事决策，事实上是大有问题的。所以旧 事重提，在东条未兼任陆相及参谋总长以前，由于不便而提 出的改革意见，再度受到重视，这些意见中，最具体的是两 种，一是合并陆海军设立”国防部”，与民主国家的军事控制 组织相同；一是设立战争指导机关。前者改弦易辙，相当费 事；虽然具体，决非此时所能实施。
因此，小矶提议创设”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意见，很 快地获得军部的同意。但会议的办法，仍旧充满了”军权至 上”的意味，首先在”构成员”的顺序上为陆军的参谋总长， 海军的军令部总长，然后才是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 军大臣、海军大臣。下设”干事”三名，由代表内阁的书记 官长，及陆海军两省的军务局长组成。而在第一次会议中，参 谋总长梅津以”构成员”居首的地位，立即创下了两条规例： 第一是”构成员中有一人缺席，决定即属无效”；第二是，必 要时可下令干事出度会议。
在第一条规例中，陆海军可以轻易地发动抵制；在第二 条中，实际上是必要时可排除内阁书记官长列席会议。而负 最高战争指导责任的6名”构成员”陆、海军，内阁各二。所 以只要陆海军取得一致意见，在会中即构成绝对多数。
关于”对华诱和工作”，正式的议案名称，叫做”关于实 施中国政治工作事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是条件。共 分8大项，要点是要求中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亦就是退出 协约国阵营；日本所愿给予的条件，除了”满洲国不得变更 现状”以外，其他都可以商量。
为了进行诱和工作，特派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到南 京，将日本的决定通知陈公博；同时寻觅能与重庆直接联络 的适当人选。
除此以外，小矶为了造成一种”推进政治工作”的气氛， 特派宇垣大将带同坂西利八郎中将到韩国、满洲、中国去作 “旅行”；目的也是示人以日本想跟中国讲和——坂西利八郎 一直是北洋政府的顾问；与”安福系”渊源更深，由他透过 李思浩、曹汝霖等人的关系，使得重庆能够彻底了解日本的 意向。
至于柴山兼四郎要找能直接联络重庆的人，这个任务，仍 旧交了给今井武夫。他此时已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 副参谋长；在暗中物色多时，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名叫缪斌。
此人籍隶江苏无锡；家世比较奇特，是一个道士的儿子。 道士原有两种，一种是由王重阳，邱长春这个系统传下来的 “全真道士”，戒律甚严；一种叫做”火居道士”，”火”是不 断人间烟火之火；”居”是男女居室之居，一样娶平生子，像 张天师，便好算是火居道士。
因此，缪斌有个外号叫”小道士”。他书念得不坏，是交 大出身，是陆定一同学，联俄容共时期，缪斌是国民党，陆 定一也是国民党；及至武汉分共、京沪清共以后，缪陆分道 扬镳，陆定一归入共产党，缪斌仍旧是国民党——他是民国 13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的上海 学生代表；会后留在广州，参加北伐，出任何应饮的东路军 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到得民国18年，缪斌由军而政，当上了江苏省民政厅长， 由于鬻官卖缺，贿赂公行，为舆论所攻击，因而为中央撤职 查办。那时正是励精图治之时；官员因贪污落职，政治生命 就算完了。缪斌在南方无法立足，跑到北方去鬼混。
及至芦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群魔乱舞；缪斌因为 与北洋政府并无渊源，无法挤进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只弄 到一个日本人为驱策中国百姓而设立的”大民会”副会长。这 个机构的”浪人气息”颇为浓厚；军统认为以缪斌的性格，会 利用”大民会”搞出很多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来，决定加以 公开制裁。
平时缪斌正迷恋于坤伶中学程艳秋最有成就的新艳秋， 排夕拜扬；军统人员即在戏园中下手，但因投鼠忌器，怕累 及无辜，得让缪斌逃脱一条性命。
这一来，北方又不敢住了。于是缪斌一面南下投汪；一 面托人向戴雨农输诚，军统亦乐得加以利用，但知道他诡诈 多变，从未交代他任何重要任务。但缪斌却在错综复杂的关 系中，看出来一个矛盾，利用这个矛盾，在日本军人中，大 肆活跃。
他看出来的这个矛盾是，日本跟中国，一面作战，一面 想求和。所以”重庆分子”如果是小脚色，有为日本宪兵逮 捕，随时送命的危险。但如真的能跟国民政府要人接得上头， 反能受日本军人的尊重。
缪斌就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大吹起牛；他说他跟”何 敬之”是如何如何深的关系；由于他当过北伐东路军司令部 政治部主任，日本人相信了。
他说他跟”顾墨三”如何如何深的关系；由于他当过顾 祝同的民政厅长，而且有将当年同僚——江苏省保安处长李 明扬拉到汪政府这面来的实绩，日本人更相信了。
他说他跟”吴稚老”如何如何深的关系；由于他是吴稚 晖的小同乡，且当年确蒙赏识，所以日本人也相信了。
今井武夫所以找到他的原故，主要的也是看中了他跟吴 稚晖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吴稚晖”以布衣而为国之大 老”，素来受蒋委员长的尊敬。日本人感觉到重庆求和最大的 困难，就是无法经过一重关系，便能”通天”。而缪斌却说， 只要他跟”稚老”说明了，”稚老”随时可以去见委员长；而 且也不必像别人那样，跟委员长说话，先要考虑考虑，什么 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稚老向来口没遮拦；公开演讲能用 ‘x宽债紧’这样的譬喻，是大家知道的。所说的话如果过于 率直，委员长一定也能谅解的。
这番说法，使得今井武夫大为动心；反映到日本内阁，受 小矶委任，专门掌管此项工作的，出身《朝日新闻》的国务 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同样地，大感兴奋，决定请缪 斌正式向重庆接触。
但缪斌却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必须先能觐见裕仁天皇；亲 身听到裕仁天皇愿意谈和的话，才能取信于重庆；同时非如 此不足以使蒋委员长对日本的意向作郑重的考虑。
日本人向来有一种尊重对方——哪怕是敌人的身分的习 惯。他们以前认为以近卫公爵作蒋委员长的对手，身分相似； 现在中国已跃为四强之一，蒋委员长与罗斯福、邱吉尔、斯 大林是同一等级的国际领袖；则理应由天皇致意，才合道理。 所以原则上接纳了缪斌的要求。
就在今井武夫返东京与上海之间，联络此事之际，林柏 生到了名古屋，由于汪精卫的坚持，林柏生对整个局势的发 展，都告诉了他，对于日本战败的战况，他是有保留的，因 为怕太刺激汪精卫，而且也怕日本人知道了，指他危言耸听， 不过东京通过缪斌的关系，直接向重庆求和这一点，林柏生 是不敢也不能瞒他的。
然而就是这一点，已使得汪精卫大为伤心。当初是近卫 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实际是不以蒋委员长为交涉对象， 他才出来的。结果是日政府仍旧要以国民政府，也就是蒋委 员长为交涉对象。而且为了表示诚意，竟允许只有厅长资格， 而且因贪污撤职，声名狼藉的缪斌所提出的要求，由裕仁天 皇接见。这使得他有被日本军阀出卖了的感觉；心情恶劣，病 势立即大增。并且有严重贫血的现像。由他的两个儿子及血 型相同的侍从，各输血500cc，却仍无补于已入膏肓的痼疾。
4其言也哀
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 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 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 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 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 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 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 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 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 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 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 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 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 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 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 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 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 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 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
有不测。念铭一生随 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
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
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
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 《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 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 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 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 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 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 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 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 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 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 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 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 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 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 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 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 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 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 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 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 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 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 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 “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 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 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 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 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 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 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 破产，仍为 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 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 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 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 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 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 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 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 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 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 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 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 而重意气，然 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 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 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 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 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 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 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 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 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 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 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 来，仅能与日人谈 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 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 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 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 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 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 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 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 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 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 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 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 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 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 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 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 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 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 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 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 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 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 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 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 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 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 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 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 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 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 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 “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 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 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 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 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 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 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 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 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 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 “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 织与 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 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 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 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 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 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 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 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 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 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 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 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 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 ‘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 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 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 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 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 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 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 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 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 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 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 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 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 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 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 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 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 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 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 签了”兆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 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 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气流通。”那 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 就发烧了。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 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 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 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断的紧急警报； 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 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 其中，已难忍受，何况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 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精卫当时就已 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 变。接着是发高烧。彻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 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困难陷于半 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 和他的小儿子文悌。
从这时候开始，陈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什么人都看不 顺眼了。11月12那天，遗体由专机”海鹣号”送回南京，下 午5点钟到达明故宫机场；机门开处，一身黑色丧服的陈璧 君首先出现；在场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个寒噤，因为 陈璧君的那张寡妇脸，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触到她 视线的，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她在指责：”汪先生是死在 你手里的！”
因此，从陈公博以下，一个个戒慎恐惧。当晚移灵到汪 政府大礼堂；预先布置好的停灵位子是横置的东西向，此名 为”如意停”，较之直置的南北向来得合理。但陈璧君一见便 大发雷霆。
“这是谁出的主意？”她大声吼道：”汪先生的遗体自然要 正摆；这像什么样子？重新摆过。”
这”重新摆过”就费事了，因为由横而直所占的空间不 同，灵帏、灵桌都要重新悬挂挪动。忙了个把钟头，陈公博 才能领导行礼，完成”魂兮归来”的迎灵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殓，组织治丧委员会。陈璧君 又有意见，嫌名称太平凡，改为”哀典委员会”，陈公博是 “委员长”；下设3名”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 但实际上是陈璧君在发号施令；她就住在大礼堂左侧的”朝 房”，整日进进出出，事无大小，无不要过问；而且一开口不 是责备，就是讥讽，以致于人人敬而远之——唯有一个人逃 不掉，就是褚民谊；因为他跟汪家是至亲，”哀典委员会”就 推他当”联络官”，有什么决定，由褚民谊去向陈璧君接头请 示，以致挨骂的机会特别多。因此，汪精卫之死，看起来最 哀泣的不是陈璧君，而是褚民谊。
陈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员会”，开了一张守夜陪灵人员的 名单，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长”以上，分班轮流，从 黄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较轻松；第二班也还 好；第三班就是医院里所说的”大夜班”，从凌晨两点到6点， 时逢隆冬，严寒砭骨；”中委”、”部长”的少壮派都吃不消， 何况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但懔于陈璧君的雌威，一个个敢 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陈璧君还不满意，半夜里都会起来”查勤”， 看到轻声闲谈，立刻双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 声叫醒：”起来、起来！”
最不合道理的是，丧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点心，还 倒罢了；自己带了食物来果腹，她居然亦会站在那里，冷眼 看人进食。这一来还有谁能下咽？
最倒霉的是丁默邨，他的身体早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 冷；带了床毛毯盖双腿，她毫不客气地上前说道：”汪先生一 生为了国家，死亦不怕；你们只陪了一夜灵，都要讲究舒服； 要舒服，索性不要装模作样了，何不回到公馆里去纳福。”
丁默邨勃然大怒，真想跳起来指着陈璧君的鼻子骂：”汪 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 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 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但看到陈璧君200磅的”福体”，自顾鸡肋不足以当她一 巴掌，只好忍气吞声，挨她一顿训。
在汪精卫未死以前，就私下谈过汪政府的继承人问题。广 东人骂败家子，称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样，想传 万世于无穷，结果是老子业，儿子败家，只得二世。所以有 个广东籍的官儿，说了一句隽语：”谁来继承，都是’二世 祖’”。
这个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来说，都认为理当属诸陈 公博；而且陈璧君又带来了汪精卫的遗命，希望陈公博以 “国府主席”驻华北；周佛海担任”行政院长”，负责京沪一 带的秩序。更使得他无可推诿。但是，陈公博另有想法。
原来从汪精卫赴日就医以后东南地区包括已沦陷的南 京、上海、杭州、苏州各城及膏腴之地，与仍为政府所属的 浙东、苏北等地，一度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势。在东条内阁 末期，为了想在战局上打开一条出路，真如困兽之斗，丧失 了理性……。
此外，从延安方面辗转来了个情报，说中共决定以苏北 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个情报所显示的意义是，日本战败 后，苏北势必为中共所夺得；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展开 “本土决战”，抽调侵华日军回国，亦会形成中共与国民政府 的激烈冲突。陈公博在离开重庆时，留呈一封信给蒋委员长， 自誓必照”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原则去从事”和平运 动”。为了实践他的誓言，同时为了补过，也为了不负汪精卫 的托付，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 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 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 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 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 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 “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 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 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 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 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 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 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 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调 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 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 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3个”警卫师”集中南 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 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 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 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 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 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 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 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 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