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们总说，
“我们会看看的”，或者说
“我们看完了”，当动作变成了过去式——
“看过”表示根本没去
“看”。我让纳尔逊说
“我很高兴，我去过一次”，因为我压根儿忍不住
“去一次”。除了星期一之外，每天下午我都会待在家里，如果你能过来，那我简直太开心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米利奇维尔有四英里，在通往伊腾顿的大道上，是一栋两层白色农舍。
此处名为安达卢西亚。下午的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如果你在来之前给我来一张卡片，我会仔细安排一下的。
我偶尔能看见《佐治亚评论》，但不常看到；然而，有些了解情况的人写些关于我的工作对本地消费的影响，看看也很有趣。
最近，我在麦肯做了次演讲，（当然，没人听说过我），第二天的报纸上却说我是
“现实主义作家”。我推测那位女士肯定是看了《智血》的药店版封面，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几周后，我还会去麦肯为更多的女士做演讲，届时我会澄清这一点。我热衷于将扭曲当做范例，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才能看清事实。
你忠实的致萨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亲爱的萨莉和罗伯特：听说cmt要来的消息，后来又接到来信，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我想妈妈现在应该已经确信婴儿要诞生在欧洲了。我认为她准会将外国孩子当成不寻常的孩子——孩子体内流的血也会发生变化！
她还真是说对了，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一共六个。她认为这一胎应该是女孩。
佐治亚中部某俱乐部的女士们发现了我。上个月，为向我表达敬意，麦肯作家俱乐部举行了早餐会，邀我做二十五分钟的演讲。
我跟你说这次相当成功。一位上了岁数的女士告诉我那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四月二十三日，威廉·莎士比亚，哈利·西特维尔·爱德华兹和雪莱·坦普尔的生日都在这一天。”这些年来我一直将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在一种智力杂耍上面有天赋。
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却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激励。二十日，我还有一场演讲，是在麦肯妇女俱乐部的南方书信书评小组上，事实上我根本没读过任何南方书信，可这阻止不了我。
妈妈认为这是件好事，正好能给自己提高一下知名度——她觉得我的前景并不宽阔。
哈考特应该会寄给你一本书，我估计可能得过些日子才能收到。老基鲁克斯已经退休，现在法勒、施特劳斯和卡达希是副主席，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党派评论》的编辑凯瑟琳·卡弗是洛威尔夫妇的朋友，鉴于我的情况，现在由她来照顾我。
你的朋友丹佛·林德利很负责，他最近在南方，问是否可以来看我。
所以我详细指导他如何抵达此处，弄得我好像生活在奥克弗诺基沼泽里似的，但是他没有来。
如果他来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与他打交道。近几年总有奇奇怪怪的各种人来敲我家的门，能看到妈妈作为女主人来应付这种场面，总是挺有趣的。
今天是大商业节，但是我们免了对母亲们的说教，只要求她们慷慨奉献她们的特殊收藏吧。
向奥德赛问好。你的致罗比·迈考利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亲爱的罗比：你能喜欢这些我当然很开心，因为现在我觉得还不错，我很喜欢它们。
事实上，我比任何人都要喜爱这些，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同时一遍又一遍地笑，然后想起我就是它们的作者时，马上会觉得尴尬起来。
与《智血》不同，这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刺痛我。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停止享受生活，马上开始第二部的创作。
《新世界写作》会在秋天刊登这部的第一章，名字就叫做《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惨》——每次开始工作，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没人送给我黄金，即使在奖章中也不会有黄金的。你对电视的看法很正确。
三十日我要去纽约，三十一日接受哈维·布雷特先生的访问，这个节目会在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播出。
它们会以《救人就是救自己》等作一个戏剧性的开场。你觉得这会不会使我腐化啊？
我已经感觉自己像西恩阁下和辉煌乔治的混合体了。读过《智血》的人认为我是个虚无主义的乡巴佬，而我将通过荧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托马斯主义的乡巴佬，可是到时我可能对着哈维·布雷特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大概只有
“嗯？”或
“啊，我不知道。”等录完节目回来，我想我需要花费三个月日日夜夜泡在鸡圈里，抵消这些罪恶的影响。
虽然我是个地道的佐治亚作家，但是我从未去过华盛顿，我只是从它那里经过，这次我将在一万四千英尺高空的东航飞机上，向它问好。
格林斯博罗让人有些惊讶，如果你和安能来的话，那就更令我惊讶了。
座谈会糟糕透了，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会议都是高雅喜剧。我遇见一个来自肯庸的留胡子的知识流氓，他不相信他写不了，其他人和女孩子一起写宿舍生活。
几周前的一个星期日下午，阿什利和弗雷德·博恩豪瑟一起进城，到我住的地方吃晚餐。
阿什利告诉我，你十分崇拜弗兰克·克兰博士，他是我最喜欢的新教神学家（被
“祝贺俱乐部”所拯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位博士应该受到更广泛的尊敬。
他既是一位牧师，又是一位按摩师，你也同意吧？他和笑话一起出现在《亚特兰大宪章报》上。
我喜欢听他讲故事，爱尔玛.a为了留住丈夫，减去七十五磅的体重，还有一天他告诉一位恐惧蟾蜍的女孩如何避免让它毁了自己的生活——了解真理，真理会给你自由。
不过，他最棒的专栏是讲他收到罪犯来信的，那个罪犯已经加入
“祝贺俱乐部”。我希望你看到那篇文章。请代我向.p.索瑟德先生表达谢意，谢谢他能喜欢我的。
我总是很荣幸，知道又有了一位高素质的读者，因为我的读者中有很多都没有什么素质。
我从读者来信中选出几封——有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好莱坞，来信者的名字叫做吉米·克拉姆先生，他说他经营一所古币和邮票商店，他的妈妈从田纳西过来看他，他想让我送他一张我的照片。
我想他大概认为我与他的旧邮票很相称呢。还有一封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年轻人，信是以一本叫做《灵车》的杂志开始的——
“这部灵车，便是将和诗歌运送到美国文学大公墓的交通工具。”两位来自亚历山大的神学生说，他们读了《智血》，认为我是他们最喜欢的女作家——迄今为止个性最为冷酷的女人。
波士顿一位女士的来信着实让人不快，她说的是《圣灵之殿》。她说她是天主教徒，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给她回了信，信上本可以让主教签上名字的，现在我们成了可靠的朋友，她最近写信告诉我说，她丈夫正在竞选司法部长，但是没有选上。
我希望拥有真知灼见的人能给我写信，但是似乎我只能吸引徘徊在疯狂边缘上的人。
向你和安问好，在我下部书出版前给我回信，因为那可能就是一九八四年了。
你的致埃里克·朗科加尔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亲爱的埃里克：我告诉妈妈你这次出行的目的后，她说，
“我就跟你说过，这孩子可不满足于当破烂王。”道理便是：你永远不可能走在妈妈前面。
无论如何，你该知道，我最美好的祝愿、情感和祈祷将伴随你这次新冒险，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一切。
至于神父，我想他更愿意选择那些有犯罪前科的家伙，而且他的手如此无力，不足以使用锤子。
我们很开心你计划返回南方，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的妻子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把我们当做你的自己人，因为我们便是这样想你的。我的行程并不如你的那么有意义。
我在去纽约的路上，三十日要与哈维·布雷特做个电视访谈。
这个节目以《救人就是救自己》作为戏剧性的开场，可是纽约人并不能洞察到南方的魅力，我知道到时候场面会是一团糟——没有鞋子的演员，新泽西乡巴佬的嗓音，等等等等。
我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幅图画，我冰冷的目光被传送到全国，投射在上百万焦急等待蝙蝠侠上场的孩子们身上。
很快我获得了知名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期望，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我的竞争对手是
“孤独游侠”。这里所有人都与我握手，却没人读我的。不过也无所谓。
纽约的事情一完，我要去辛辛那提和波士顿，然后再去纳什维尔。八月我受邀去普林斯顿，但是我很怀疑届时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那儿。
佐治亚州最近在学校里取缔了两种课本，其中一本说黑人学东西与白人一样快，另一本是歌集，其中将史蒂芬·福斯特一首歌里所有的
“黑人”改成了
“兄弟”，我十分同情后者（就是被取缔的那本），恐怕下一步就要变成
“老黑乔”和
“没有肤色的老乔”了。你能有机会深入观察南方特征很是不错。最近，住在田纳西的我的肯塔基朋友告诉我很多这方面的消息。
他说，田纳西州州长是比利·格拉姆的朋友，认为他是上帝派来当州长的，最近刚把他的父亲任命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院长，当为此遭到人们的指责时，他的回答是，
“我们所有人都想让父母荣耀，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像我有这样的条件去做。”比利最近在新奥尔良从事宗教改革运动，州长雇了一队政客去唱赞美诗，准备要乘机赚取大众的钱财了。
同往常一样，你对教堂的反应真让人痛苦。教堂的价值不在于她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在于她本身。
教堂不必做什么，只需成为教堂，便已足够。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你，别忘了告诉我们你的近况。
致本·格里菲斯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亲爱的本：非常感谢寄来的评论、普朗克特·雷恩博（plurainbo）的问候和你的。
很遗憾我们无法像普朗克特那样写作——他的作品能令每一个人泪流满面。
我自然很喜欢这篇评论。比《时代》杂志上的那篇和《亚特兰大月刊》上那篇可怕的东西强多了。
那两篇东西都让我战栗。你带出的是我想看到的观点。读过你的作品后，我想起了其他两篇，我觉得在你重新改写这一篇之前，值得一看。
一篇是契诃夫的《挽歌》，另一个是皮兰德娄的《战争》。这两部作品被收录在科林斯·布鲁克斯和r.p.华伦出版的《理解》中。
你可能知道，但是如果你没看过，建议你看一下。这本书对于我帮助很大，我想对你也应有所帮助。
你的同那两篇一样，主要是呈现出悲惨的情景，当你呈现出这种情景时，你要让它为自己说话。
我是说你要将这情景展现出来，不去干预它。你得让中的事物说话。作为一个作家，你不能强迫，而现在看来你确实时时有强迫的倾向。
首要的是时刻观察人物。在你准备让我们了解这个老人是怎样的人之前，你得进入到他的头脑当中。
要学会用语言来描绘。将老人放在第一位，那么读者就不会忽略他。这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领悟到的真理。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曾说过，只有你在里说出卖报纸是什么样子的，他才能是卖报纸的。
应该学会谨慎地描写出来。那位老人想到他的儿媳和儿子的对话——此时应有这种感觉，老人看到他们，读者也看到他们，在听到之前就能通过看到他们感知到谈话内容。
作为作者，你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让老人自己去完成自己的动作，让他看到的一切营造出悲惨的氛围。
你知道乔伊斯的《死者》吗？看看他在那篇中是如何利用雪的。契诃夫善于利用一切事物——空气、光线、寒冷、灰尘等。
展现这些事物，你不需要说出它们。我觉得你中黑人的那段话很是精彩。
不过你不必说明这个黑人大约四十五岁——相反，你可以描绘一下这个人，读者便会知道这是个肥胖的、傲慢的中年黑人，老人伤害了他，不久也要受到他的伤害。
聋哑孩子看起来要好些——告诉我们说她有多么天真漂亮又什么用呢？
她得走来走去，让她展示自己，这样我们才知道她一直都在。在这种中你不想依靠本地效应，比如将他捡起来的报纸称为麦肯电报。
这不是那种靠本地事物达到效果的，而要靠年迈和多余唤起普遍的悲伤感。
如果有时间再好好改改，这将是篇很好的。我自己就很能改。这种作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果你真的改写了，希望你能再给我看看。这恰恰是我内心中被压抑的好为人师又露头了。
在你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妻子和孩子过来。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比恩用板条圈了起来，以防八月的冰冻，但是克莱尔·布斯·鲁斯·古斯就要自然放养，直到老死。
我妈妈是马房的头儿，我得向她咨询一下奥维塔（oveta）是怎么回事。
希望你们在北卡莱罗纳过得开心。问好电视节目简直太恐怖了，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这些鸡中间，它们并不知道我出了本书。
致萨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亲爱的萨莉和罗伯特：很开心你们收到了书。
你对《好运降临》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也不觉得这篇有吸引力，我真不想将它收进集中，但是基鲁克斯认为应该收。
这篇表达了天主教徒从本质上对生命的拒绝，但是有点太滑稽，承受不住这么重的分量。
恐怕他对天主教徒的期待不会像对波兰人那样。南方乡村女孩中没有天主教徒，而欧洲的天主教现在有点像爱尔兰天主教了——很多人在到达欧洲三个月以后就开始去施洗教堂。
如果我妈妈不举起枪发号施令的话，卫理公会派的社会战略家们大概也会建立自己的教堂了。
我在纽约待了一周，哈考特·布雷斯负责在此期间的花费，我在那里与哈维·布雷特录了一档电视节目，刚刚回来。
《救人就是救自己》中有个情节，老妇人说，如果史福特利特娶了自己弱智的女儿，她就给他17.5元。
哈维·布雷特口述了这个故事，现场有三位演员，然后他开始采访我。
那场景你能想象，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吃到形形色色的食物，喝到形形色色的饮料，还要力图让自己觉得一切都好，但是家里还有事要做。
这本书获得的关注比《智血》要大，甚至可能卖出去了一些。哈考特·布雷斯的气氛，至少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有很大改变，他们非常热情。
我和基鲁克斯去喝茶，他告诉的我。他的气色比秋天见他的时候好多了。
他建议我在合同中加一项条款，要求由我喜爱的卡弗小姐任我的编辑，否则该合同可视为无效。
如果她离开哈考特·布雷斯，那么这份条约对我也没有约束力了。
在哈考特·布雷斯只要有丹佛·林德利和卡弗小姐我就很满意了。
我在康涅狄格州与卡罗琳和苏·詹金斯一起过周末，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主要的来宾是可亲的马尔科姆·考利和范·维克·布鲁克斯。
亲爱的老范·维克坚持要我读，卡罗琳和苏的脸上登时现出骇人的脸色。
她俩异口同声喊道：“读最短的！”我读的是《好人难寻》，后来布鲁克斯先生跟詹金斯女士说，如此有才华的作家将生活当做恐怖，那真是遗憾。
马尔科姆非常礼貌地问我是不是装了木腿。庆贺雪莱纪念奖，听起来很不错。
我要申请古根海姆奖，既然我的要求不大，他们也许能觉得合适，把它奖给我。
麦肯女子俱乐部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我留给她们的总体印象是，我说了什么东西，但她们恰恰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从未读过《金碗》，不过我猜这种状况将得到改善。致本·格里菲斯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亲爱的本：谢谢你将我的书借给学者。
我喜欢让学者读我的书这个想法。我收到一些很有趣的邮件——大部分是男士写来的，提问也限于题目——
“你真的认为好人不好找吗？我三十一岁，单身，像条狗一样地工作……”云云。
还有一位想与我合写一篇——
“将你的技巧与我的经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共同写出一部像《飘》一样好的作品。”一位西弗吉尼亚的登山者，最喜爱说的词汇是
“文学”（literature），而他却写成
“交学”（litatur）。我认可其他角色与黑泽·莫茨（莫茨，不是莫兹）的相似之处。
退特夫人写信给我，说她认为圣经推销员就是一个超级黑泽·莫茨式的人物，实现了自己所有的罪恶潜能。
当然，我认为黑泽·莫茨是某类圣徒。他最大的美德就是诚实。
我同样喜欢你所说的那些关于儿童的，他们遇见了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神学真理。
我的编辑写信告诉我，这本书的销量在他们的书榜上仅次于托马斯·莫顿——我推测，这并不怎么能说明他们的书单。
不过，他们倒是预定了再版。《时代》杂志上的评论很可怕，差点给我气中风。
《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的评论真是愚蠢，非常伤人。我觉得这是一位写园艺读物的女士写的。
他们不该让她离开牵牛花。我从未读过克拉夫特·伊宾或《赫卡特郡回忆录》。
人还是该有自知之明。我有点儿怀疑《西方评论》是否能关注到我，但是我很少看到那本杂志。
去拜访纳什维尔一位朋友时，我途中路过普朗克特。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它那么时髦现代——
“祈祷吧，你的食物将变得更美味”，恰恰是另一个版本的
“餐前感恩有助消化”，在某些地区宗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谨致问候。
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
找到一个完全理解我作品意义的读者，给我带来的惊讶之情，也许远胜于你就近发现一个内心充满上帝意识的作家。
我们的物理距离为八十七英里，但是我感觉我们的精神距离更近。我以那种方式写作是因为（不是但是）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种单调的声明一样涵盖它。可是，我是个拥有现代意识的天主教徒，荣格将它描述为非历史的、孤独的和有罪的。
有了这些意识，在教堂里就相当于是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对于清醒的天主教徒来说是必要的负担。
那就是以终极维度来感受当代处境。我认为，只有教堂能将可怕的世界变成我们可以忍受的东西；唯一使得教堂可以忍受的原因在于它是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们赖以为生的。
事实上，我们必须同样忍受教堂带来的痛苦，但是如果你信仰上帝，在你努力忍受的同时你要珍爱这个世界。
这可能就是中缺乏苦痛的原因。《纽约人》上匿名发表的一则启事不仅低能，而且还没有签名。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某部分人口的道德感已经被剔除了，就像家养的鸡被除掉了翅膀以生产更多的白肉。
这是无翅鸡的一代，我推想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便是这种情况。有些评论称《好人难寻》是残忍的讽刺，我真是感到厌倦。
是很冷酷，那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教现实主义更残酷，更无情。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粗野的野兽正没精打采地走在去往伯利恒投生的路上，我不过是将其中几只的行动汇报出来而已。
很多人将我的看成是恐怖，我感到很好笑，因为评论家总是有错误的恐惧。
你能写信给我太好了，我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要你继续写信给我。我愿意认识一个如此理解我的作品的人。
你忠实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感谢你能再写给我。
你的回信如此迅速，我想我该向你道歉，我似乎在强迫你给我写信，而你又可能没有时间，或许这种通信会变成你的负担。
我自己也受着时间的折磨，因为一种消耗精力的疾病，我不能在外面工作，而在家里，一天也只能创作数小时。
我住在一座农场，见不到太多的人。我的职责就是养孔雀，这并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所以时间总是很方便。
我也同意，只有一种真实，但是
“基督教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已经成了我的必需品，也许从纯学术意义上讲，我发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箱子，自己走进去，把门关上，与他人隔绝。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写作的一个可怕之处就是，终极真实便是道成肉身，当前的现实是道成肉身，整个的现实是道成肉身，而没有人相信道成肉身。
亦即，没有人是你的读者。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死的人。我很清楚自己至少是为这些人写作的。
至于说到耶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不是上帝，他就不是现实主义者，而仅仅是个骗子，而被钉十字架就是一种公正的行为。
教理是无法束缚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教堂外的人对它的理解有别于教堂里的人。
对我来说，教理只是通向沉思的大门，是获取自由的手段，而不是限制。
它为人类保存住神秘。亨利·詹姆斯曾说，未来的年轻女子们，可能根本了解不到神秘或宗教习惯了。
他没有理由将此范围限制为女性。你说的对，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的作品，甚至是我的动机。
首先这与天赋有关，我选择的写作方向是由心底中的教堂以及教堂引起的影响确定的，与个人对上帝的感悟或爱无关。
你是可以这么想的，因为你不了解我；而让我这么想就是一种深重的罪恶了。
我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过的也不是神圣的生活。我不能说罪恶是有趣或令人愉悦的（我对恶魔的感觉很强烈），但是我了解平凡、骄傲、贪食、嫉妒和懒散，更重要的是，我的美德同我的罪恶一样胆怯。
我想罪恶偶尔会将一个人拉近上帝，但不是习惯性的罪恶，也不是这种堵住所有小善的琐碎的罪恶。
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无论教堂中的个体有多么无足轻重，他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救赎的参与者。
教堂不会提供一份蓝图让人们理解这个。此事关乎信仰，教堂无法强迫人们去相信。
当我自问，我怎么知道我信，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无法断言，也毫无感觉。
我只能与彼得说，我信仰的上帝，消除了我的不信。关于我对上帝的爱，我只能说，在我缺少对上帝的爱时，上帝帮助我。
我不相信虔诚的语句，尤其是从我的嘴里冒出来的语句。我努力尝试，不要受虔诚的信仰的语言影响，但是在你越不想说的时候，它越是冒出来。
与虔诚的信仰语言相反，圣餐仪式十分朴素。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西蒙娜·薇依的作品。
我没有看过，我很怀疑能否读懂她；就我所看过的关于她的东西，我认为她是个伟大的人。
二十世纪的女性中，她和伊迪丝·斯坦是最吸引我的。
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我们都崇拜上帝本身。圣托马斯临终前说《神学大全》，
“全都是稻草”——这就是看见了那个上帝。
你忠实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亲爱的a小姐：打一开始我就认为西蒙娜·薇依与你有某种关联，我取出封好的这封信，重新读了一遍，这种感觉丝毫没有减少。
面对任何人的经历，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经历的人，肯定会感觉自卑。我永远不会有皈依的经验，也不会成为无法皈依的一员，甚至完全有可能成为可怕的罪人，但是你不受教堂诱惑的努力令我极其感动。
由于某种原因，上帝是允许人们这样做的，但是幻觉是魔鬼最强大的武器。
德·梅纳克斯神父曾对人说，等到他感觉他有足够大的自由之后，再加入教会。
你现在就是在这么做，你是对的，但是不要让你对教堂的感官诱惑力的感情成为阻挡你与她接近的硬壳。
我想这就像是婚姻，当你进入围城后，你发现让爱在这里做功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而非结束。
我认为很多人是通过教会并不允许的方法进入教会的，教会根本就不需要他们。
这是事实，因为教堂就是给那些罪人建立的；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中间产生了很多误会。
大学时我读过亚里士多德，但是当时并不晓得自己在读什么；柏拉图也是一样。
我的智力不足以让我的思考超越实际阅读到的东西，不能持之以恒使我的教育免于成为负担。
因此我不能对《神学大全》进行评论，只能说，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读上二十分钟。
如果妈妈在此期间进到我的卧室，说
“把灯关了，太晚了”，我就会抬起手指，用温和快乐的语调说，
“相反，外面的光线无限深远，是关不掉的。还是闭上你的眼睛好了。”诸如此类的回答。
无论如何，我个人可以保证，圣托马斯真心爱上帝，因为就我的生活来说，我情不自禁地热爱着圣托马斯。
他的兄弟不想让他成为多明我会教徒，便将他锁在一座塔顶，还将一个妓女带进他的房间。
他丢下她逃掉了。当今社会大概会同情那个女人，但是我却同情圣托马斯。
我不是很了解拜伦·瑞斯，但是有天傍晚，他到这里与我们吃了甜点。
我有位朋友非常喜欢他，因此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和他的麻烦，他得面对如此多的困难，现在仍然活着简直是个奇迹。
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个好人，很骄傲的人。一年前他得病的时候，我曾寄给他一本圣伯纳德的书信集，为了回谢我，他说他是不可知论者。
你说的对，他是个不合潮流的人物，奇怪地脱了节。我给那位喜欢他的朋友写信，或许寄给他一些书看看，能让他思考的方向更广阔一些，但是恐怕我的这番话会令这位可怜的姑娘充满忧虑，她认为我可能会造就出一个红衣主教纽曼或什么人。
我想到我刚看过的加百利·马塞的吉福德演讲。这位女孩是坚定且杰出的长老会教徒，对于任何与天主教相关的东西都心存恐惧。
你注意到了衬衫，我感到很高兴，我倒没想到它们表明了刚毛衬衫的缺乏。
我衬衣上的图案主要是英雄形象，少数时候是别的形象。对我来说这很滑稽。
我唯一有装饰的衬衫上面有一头很凶的牛斗犬，印着
“佐治亚”三个大字。我总爱穿它，在那段生活中这是我的策略，是为了制造出令人不快的印象。
我的这种冲动现在受到了压制，因为妈妈不赞成三十岁还让自己出洋相。
有关上帝通过自然做功，我有一些很漫长很高深的思考，但是我不准备现在就用它们来折磨你。
在如此华而不实的教条主义时期，我总是习惯于宣讲明显的事实。我经常忘记自己不过是个讲故事的人。
我受邀明年春天去密歇根州兰辛市做演讲，我现在正在准备演讲稿，听众是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众人等。
我试图用这个东西，为里的扭曲辩护，将其称作
“当代中的怪异”。无论如何，我的工作是写，而非谈论我的。距演讲还有十个月的时间，我得利用好每分钟时间去写稿子。
我读的现代不多。你提到的纳尔逊·阿尔格伦我没看过。
我感觉自己很迟钝。你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感谢你能给我寄来阿尔格伦的书，因为这本书是我确实应该熟悉的。
我已经读了将近两百页。我感觉他算不得一个好作家。也许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我想这本书整体上来讲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一页页读下来，给我的感觉是作者的才华被写作中的多愁善感和过于放纵而浪费掉了。
在任何一部中，叙述者应该用所塑造的人物口吻来说话，里面的语言缺少张力，不够张弛有度。
在此方面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来摸索。退特夫人是我的良师益友，她不断提示我每一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对此很敏感。
一个作家可能会对某一类人很有感情，并被其吸引，但是他不应该为穷人伤感并被它带走。
在这个国家，我没读过jt.法雷尔、斯坦贝克或其他描写备受折磨的人（这里指经济困扰）的作家，所以我无法将纳尔逊·阿尔格伦与他人进行比较。
虽然我读过塞利纳（e）的《暗夜尽头之旅》，但它们没有可比性。
与塞利纳相比，纳尔逊·阿尔格伦不太像是个严肃作家。
也许美国人无法像欧洲人那样描写穷人。也许还因为在我国，除了特定的部分区域外，贫穷根本上与物质匮乏无关。
无论如何，在你描写穷人的时候，先要描写自己，然后再描写其他人，真正的穷人要放在第三位来写。
穷人对于家的特殊吸引力在于生存原因，而非经济原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大量关于穷人的似乎只是在数他们身上的虱子（我不是认为阿尔格伦尤其要为此而羞愧）。
我在读温德姆·刘易斯（珀西，不是d.b.）有关乔治·奥威尔的一篇评论。
奥威尔似乎觉得必须强迫自己习惯于物质上的贫穷，他很反感低等公民的味道。
刘易斯说，奥威尔只有一位仆人，而刘易斯自己，拥有一位厨师，两位女佣，一位护士，
“需要面对四个臭鬼而不是一个”，他认为没有必要费心去适应他们的味道。
以上所述与阿尔格伦有点不相关。我觉得我特别反对作家草率粗疏地写作。
要是我写成那样的话，就把它撕掉。我希望。随信附上我家孔雀的问候。
你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爱的a小姐：我希望圣托马斯有助于解答法西斯（fascist）的事。
当然了，这个词没有首字母小写的，所以将首字母小写，你可以方便地在私人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同时还具有公共含义。
你不要这么做。如果它确实意味着对爱的效果的怀疑，而且在我的中有所体现，（我相信最终爱是会有效果的），对于倾向于相信相反观点的读者，就要求解释或部分解释信仰被转换到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
作品给人的消极印象也有作者局限的原因。对我来说，同圣托马斯一样，还是找个别的词来代替法西斯吧。
极权主义者不会选这个词，也不会另想个词来代替。圣托马斯和圣约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被同样的信念完全统一起来。
读圣托马斯的作品越多，他的形象对我来说就越鲜活。圣约翰很可能会与一个妓女坐下来说，
“孩子，我们谈谈吧。”但是毫无疑问，圣托马斯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且明白他必须用一根拨火棍来摆脱她，否则她就会得逞。
这里我不但赞同圣托马斯，我还很赞同他使用拨火棍。我称之为忍辱负重的现实主义，而非法西斯。
另一个负面印象的原因是：当代生活中充斥着虚无主义。无论在教堂内外，你呼吸的都是这种空气。
如果我没有教堂来与之抗争或告诉我抗争的必要性，我就会成为你所见过的最最讨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逆着这样一股潮流写作，结果几乎必然是负面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件事情，生为天主教徒的人，有些东西是无法选择的，在经历之前便得接受。
我接受了很多教义，但是经历它们的过程非常漫长。我认为最丰富的写作来源于已经接受的认知与经历的统一，而我一直不具备这一条件。
在并未经历过的情况下便确信某种信仰，导致了我的粗糙尖锐。一本名为《第三小时》的杂志刊登了俄罗斯女士海伦娜·伊兹沃尔斯基写的对西蒙娜·薇依的评论，她在福德姆教书，写得断断续续的（只有在收到钱后才写）。
我以前和她的侄子比较熟，所以我对此刊有大量耳闻，还买了一些过刊。
这位老夫人是东正教的一员，也是天主教普世运动的一分子。跟你提起过的伊迪丝·斯坦也是其成员。
我没读过伊迪丝·斯坦的作品。我也不知道她的书是否有人翻译过。
希尔达·格拉芙写了一部新的她的传记，不过我还没看到。
我对她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她们的作为、她们的事迹盖过了她们的写作。
但是，如果你读完了西蒙娜·薇依，我很高兴你能把她的书借给我。
本地没有正规的公共图书馆，我得通过图书馆管理员使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这位管理员非常好心，让我借书。
然而，这个图书馆在采购图书时只注重十九世纪的书。我肯定他们没有听说过西蒙娜·薇依。
卡罗琳·戈登·退特，即退特夫人，是艾伦·退特的太太。
尽管我没有读过太多她的作品，但是她写的不比任何人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范德比尔特有个自称
“逃亡者”的团体，他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有约翰·克劳·兰色姆和r.p.沃伦。
“逃亡者”们现在遍布各地。不管怎么说，退特夫人在写作方面教会了我很多。
让我感到窘迫的一个话题是，我未看过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希望在公共场合不会有人这么问我。
如果那样，我大概会茫然无措，咕哝几声
“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这当然是十足的谎言，不过没关系。
我没有受到最为杰出的人的影响。小时候，我唯一读过的好东西是一套叫做《常识》的儿童大百科中的《希腊罗马神话》。
我读过的其他东西可以称为
“垃圾”。
“垃圾”时期过后，紧接着是为期数年的埃德加·爱伦·坡时期，主要看的是他的《埃德加·爱伦·坡幽默故事集》。
这些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讲一位年轻人，无能得连眼镜都戴不上，阴差阳错娶了自己的祖母；另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在屋子里将自己的木头胳膊、木头腿、假发、假牙、喉咙挪来挪去；还有一个，说有个由病人自己掌管的精神病院，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不太愿意提起这些影响。我上过一所中学，那里的学生如果不想读书便可以不读，我自己是不愿意读的（除了幽默故事集）。
大学我读所谓的社会科学著作。唯一令我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是上帝的恩典，事实上，过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些著作的内容忘记了。
后来我上了研究生，才真正开始阅读，在看书的同时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
去爱荷华的时候，我从没听说过福克纳、卡夫卡和乔伊斯，更别说他们的作品了。
然后我马上开始什么都读，看了太多的书，以至我根本没有时间受到哪位作家的影响。
所有的天主教，莫里亚克、伯纳诺斯、布洛依、格林、沃的作品都是我的阅读对象。
像朱娜·巴恩斯、多萝西·理查森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么称呼这位可爱的女士当然不公平）这些怪人的作品我都读。
南方的优秀作家，如福克纳、退特夫妇、k.a.波特、尤多拉·韦尔蒂和彼得·泰勒的作品也都读，也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少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果戈理的作品都没少看。
我成了康拉德的追随者，几乎读过他所有的。而德莱塞、安德森（除少数外），还有托马斯·伍尔夫的作品我基本上不看。
从霍桑、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我学到一些东西，尽管从未完整看完卡夫卡的任何一部，但我还是有所收获。
几乎所有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我都读过——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因为在读詹姆斯的作品时，我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很缓慢，但是确实在发生。
我喜欢约翰逊博士的《诗人的生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埃德加·爱伦·坡幽默故事集》，我确信他是醉醺醺的时候写的。
这里的人们总说，
“我们会看看的”，或者说
“我们看完了”，当动作变成了过去式——
“看过”表示根本没去
“看”。我让纳尔逊说
“我很高兴，我去过一次”，因为我压根儿忍不住
“去一次”。除了星期一之外，每天下午我都会待在家里，如果你能过来，那我简直太开心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米利奇维尔有四英里，在通往伊腾顿的大道上，是一栋两层白色农舍。
此处名为安达卢西亚。下午的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如果你在来之前给我来一张卡片，我会仔细安排一下的。
我偶尔能看见《佐治亚评论》，但不常看到；然而，有些了解情况的人写些关于我的工作对本地消费的影响，看看也很有趣。
最近，我在麦肯做了次演讲，（当然，没人听说过我），第二天的报纸上却说我是
“现实主义作家”。我推测那位女士肯定是看了《智血》的药店版封面，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几周后，我还会去麦肯为更多的女士做演讲，届时我会澄清这一点。我热衷于将扭曲当做范例，因为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才能看清事实。
你忠实的致萨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亲爱的萨莉和罗伯特：听说cmt要来的消息，后来又接到来信，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我想妈妈现在应该已经确信婴儿要诞生在欧洲了。我认为她准会将外国孩子当成不寻常的孩子——孩子体内流的血也会发生变化！
她还真是说对了，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一共六个。她认为这一胎应该是女孩。
佐治亚中部某俱乐部的女士们发现了我。上个月，为向我表达敬意，麦肯作家俱乐部举行了早餐会，邀我做二十五分钟的演讲。
我跟你说这次相当成功。一位上了岁数的女士告诉我那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四月二十三日，威廉·莎士比亚，哈利·西特维尔·爱德华兹和雪莱·坦普尔的生日都在这一天。”这些年来我一直将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在一种智力杂耍上面有天赋。
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却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激励。二十日，我还有一场演讲，是在麦肯妇女俱乐部的南方书信书评小组上，事实上我根本没读过任何南方书信，可这阻止不了我。
妈妈认为这是件好事，正好能给自己提高一下知名度——她觉得我的前景并不宽阔。
哈考特应该会寄给你一本书，我估计可能得过些日子才能收到。老基鲁克斯已经退休，现在法勒、施特劳斯和卡达希是副主席，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党派评论》的编辑凯瑟琳·卡弗是洛威尔夫妇的朋友，鉴于我的情况，现在由她来照顾我。
你的朋友丹佛·林德利很负责，他最近在南方，问是否可以来看我。
所以我详细指导他如何抵达此处，弄得我好像生活在奥克弗诺基沼泽里似的，但是他没有来。
如果他来了，我还真不知道怎么与他打交道。近几年总有奇奇怪怪的各种人来敲我家的门，能看到妈妈作为女主人来应付这种场面，总是挺有趣的。
今天是大商业节，但是我们免了对母亲们的说教，只要求她们慷慨奉献她们的特殊收藏吧。
向奥德赛问好。你的致罗比·迈考利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亲爱的罗比：你能喜欢这些我当然很开心，因为现在我觉得还不错，我很喜欢它们。
事实上，我比任何人都要喜爱这些，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同时一遍又一遍地笑，然后想起我就是它们的作者时，马上会觉得尴尬起来。
与《智血》不同，这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刺痛我。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停止享受生活，马上开始第二部的创作。
《新世界写作》会在秋天刊登这部的第一章，名字就叫做《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惨》——每次开始工作，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没人送给我黄金，即使在奖章中也不会有黄金的。你对电视的看法很正确。
三十日我要去纽约，三十一日接受哈维·布雷特先生的访问，这个节目会在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播出。
它们会以《救人就是救自己》等作一个戏剧性的开场。你觉得这会不会使我腐化啊？
我已经感觉自己像西恩阁下和辉煌乔治的混合体了。读过《智血》的人认为我是个虚无主义的乡巴佬，而我将通过荧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托马斯主义的乡巴佬，可是到时我可能对着哈维·布雷特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大概只有
“嗯？”或
“啊，我不知道。”等录完节目回来，我想我需要花费三个月日日夜夜泡在鸡圈里，抵消这些罪恶的影响。
虽然我是个地道的佐治亚作家，但是我从未去过华盛顿，我只是从它那里经过，这次我将在一万四千英尺高空的东航飞机上，向它问好。
格林斯博罗让人有些惊讶，如果你和安能来的话，那就更令我惊讶了。
座谈会糟糕透了，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会议都是高雅喜剧。我遇见一个来自肯庸的留胡子的知识流氓，他不相信他写不了，其他人和女孩子一起写宿舍生活。
几周前的一个星期日下午，阿什利和弗雷德·博恩豪瑟一起进城，到我住的地方吃晚餐。
阿什利告诉我，你十分崇拜弗兰克·克兰博士，他是我最喜欢的新教神学家（被
“祝贺俱乐部”所拯救）。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位博士应该受到更广泛的尊敬。
他既是一位牧师，又是一位按摩师，你也同意吧？他和笑话一起出现在《亚特兰大宪章报》上。
我喜欢听他讲故事，爱尔玛.a为了留住丈夫，减去七十五磅的体重，还有一天他告诉一位恐惧蟾蜍的女孩如何避免让它毁了自己的生活——了解真理，真理会给你自由。
不过，他最棒的专栏是讲他收到罪犯来信的，那个罪犯已经加入
“祝贺俱乐部”。我希望你看到那篇文章。请代我向.p.索瑟德先生表达谢意，谢谢他能喜欢我的。
我总是很荣幸，知道又有了一位高素质的读者，因为我的读者中有很多都没有什么素质。
我从读者来信中选出几封——有一封来自加利福尼亚好莱坞，来信者的名字叫做吉米·克拉姆先生，他说他经营一所古币和邮票商店，他的妈妈从田纳西过来看他，他想让我送他一张我的照片。
我想他大概认为我与他的旧邮票很相称呢。还有一封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年轻人，信是以一本叫做《灵车》的杂志开始的——
“这部灵车，便是将和诗歌运送到美国文学大公墓的交通工具。”两位来自亚历山大的神学生说，他们读了《智血》，认为我是他们最喜欢的女作家——迄今为止个性最为冷酷的女人。
波士顿一位女士的来信着实让人不快，她说的是《圣灵之殿》。她说她是天主教徒，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能有这样的想法。
我给她回了信，信上本可以让主教签上名字的，现在我们成了可靠的朋友，她最近写信告诉我说，她丈夫正在竞选司法部长，但是没有选上。
我希望拥有真知灼见的人能给我写信，但是似乎我只能吸引徘徊在疯狂边缘上的人。
向你和安问好，在我下部书出版前给我回信，因为那可能就是一九八四年了。
你的致埃里克·朗科加尔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亲爱的埃里克：我告诉妈妈你这次出行的目的后，她说，
“我就跟你说过，这孩子可不满足于当破烂王。”道理便是：你永远不可能走在妈妈前面。
无论如何，你该知道，我最美好的祝愿、情感和祈祷将伴随你这次新冒险，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一切。
至于神父，我想他更愿意选择那些有犯罪前科的家伙，而且他的手如此无力，不足以使用锤子。
我们很开心你计划返回南方，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的妻子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把我们当做你的自己人，因为我们便是这样想你的。我的行程并不如你的那么有意义。
我在去纽约的路上，三十日要与哈维·布雷特做个电视访谈。
这个节目以《救人就是救自己》作为戏剧性的开场，可是纽约人并不能洞察到南方的魅力，我知道到时候场面会是一团糟——没有鞋子的演员，新泽西乡巴佬的嗓音，等等等等。
我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幅图画，我冰冷的目光被传送到全国，投射在上百万焦急等待蝙蝠侠上场的孩子们身上。
很快我获得了知名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期望，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我的竞争对手是
“孤独游侠”。这里所有人都与我握手，却没人读我的。不过也无所谓。
纽约的事情一完，我要去辛辛那提和波士顿，然后再去纳什维尔。八月我受邀去普林斯顿，但是我很怀疑届时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那儿。
佐治亚州最近在学校里取缔了两种课本，其中一本说黑人学东西与白人一样快，另一本是歌集，其中将史蒂芬·福斯特一首歌里所有的
“黑人”改成了
“兄弟”，我十分同情后者（就是被取缔的那本），恐怕下一步就要变成
“老黑乔”和
“没有肤色的老乔”了。你能有机会深入观察南方特征很是不错。最近，住在田纳西的我的肯塔基朋友告诉我很多这方面的消息。
他说，田纳西州州长是比利·格拉姆的朋友，认为他是上帝派来当州长的，最近刚把他的父亲任命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院长，当为此遭到人们的指责时，他的回答是，
“我们所有人都想让父母荣耀，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像我有这样的条件去做。”比利最近在新奥尔良从事宗教改革运动，州长雇了一队政客去唱赞美诗，准备要乘机赚取大众的钱财了。
同往常一样，你对教堂的反应真让人痛苦。教堂的价值不在于她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在于她本身。
教堂不必做什么，只需成为教堂，便已足够。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你，别忘了告诉我们你的近况。
致本·格里菲斯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亲爱的本：非常感谢寄来的评论、普朗克特·雷恩博（plurainbo）的问候和你的。
很遗憾我们无法像普朗克特那样写作——他的作品能令每一个人泪流满面。
我自然很喜欢这篇评论。比《时代》杂志上的那篇和《亚特兰大月刊》上那篇可怕的东西强多了。
那两篇东西都让我战栗。你带出的是我想看到的观点。读过你的作品后，我想起了其他两篇，我觉得在你重新改写这一篇之前，值得一看。
一篇是契诃夫的《挽歌》，另一个是皮兰德娄的《战争》。这两部作品被收录在科林斯·布鲁克斯和r.p.华伦出版的《理解》中。
你可能知道，但是如果你没看过，建议你看一下。这本书对于我帮助很大，我想对你也应有所帮助。
你的同那两篇一样，主要是呈现出悲惨的情景，当你呈现出这种情景时，你要让它为自己说话。
我是说你要将这情景展现出来，不去干预它。你得让中的事物说话。作为一个作家，你不能强迫，而现在看来你确实时时有强迫的倾向。
首要的是时刻观察人物。在你准备让我们了解这个老人是怎样的人之前，你得进入到他的头脑当中。
要学会用语言来描绘。将老人放在第一位，那么读者就不会忽略他。这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领悟到的真理。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曾说过，只有你在里说出卖报纸是什么样子的，他才能是卖报纸的。
应该学会谨慎地描写出来。那位老人想到他的儿媳和儿子的对话——此时应有这种感觉，老人看到他们，读者也看到他们，在听到之前就能通过看到他们感知到谈话内容。
作为作者，你不要发表任何评论，让老人自己去完成自己的动作，让他看到的一切营造出悲惨的氛围。
你知道乔伊斯的《死者》吗？看看他在那篇中是如何利用雪的。契诃夫善于利用一切事物——空气、光线、寒冷、灰尘等。
展现这些事物，你不需要说出它们。我觉得你中黑人的那段话很是精彩。
不过你不必说明这个黑人大约四十五岁——相反，你可以描绘一下这个人，读者便会知道这是个肥胖的、傲慢的中年黑人，老人伤害了他，不久也要受到他的伤害。
聋哑孩子看起来要好些——告诉我们说她有多么天真漂亮又什么用呢？
她得走来走去，让她展示自己，这样我们才知道她一直都在。在这种中你不想依靠本地效应，比如将他捡起来的报纸称为麦肯电报。
这不是那种靠本地事物达到效果的，而要靠年迈和多余唤起普遍的悲伤感。
如果有时间再好好改改，这将是篇很好的。我自己就很能改。这种作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如果你真的改写了，希望你能再给我看看。这恰恰是我内心中被压抑的好为人师又露头了。
在你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妻子和孩子过来。梅里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比恩用板条圈了起来，以防八月的冰冻，但是克莱尔·布斯·鲁斯·古斯就要自然放养，直到老死。
我妈妈是马房的头儿，我得向她咨询一下奥维塔（oveta）是怎么回事。
希望你们在北卡莱罗纳过得开心。问好电视节目简直太恐怖了，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这些鸡中间，它们并不知道我出了本书。
致萨莉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亲爱的萨莉和罗伯特：很开心你们收到了书。
你对《好运降临》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也不觉得这篇有吸引力，我真不想将它收进集中，但是基鲁克斯认为应该收。
这篇表达了天主教徒从本质上对生命的拒绝，但是有点太滑稽，承受不住这么重的分量。
恐怕他对天主教徒的期待不会像对波兰人那样。南方乡村女孩中没有天主教徒，而欧洲的天主教现在有点像爱尔兰天主教了——很多人在到达欧洲三个月以后就开始去施洗教堂。
如果我妈妈不举起枪发号施令的话，卫理公会派的社会战略家们大概也会建立自己的教堂了。
我在纽约待了一周，哈考特·布雷斯负责在此期间的花费，我在那里与哈维·布雷特录了一档电视节目，刚刚回来。
《救人就是救自己》中有个情节，老妇人说，如果史福特利特娶了自己弱智的女儿，她就给他17.5元。
哈维·布雷特口述了这个故事，现场有三位演员，然后他开始采访我。
那场景你能想象，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吃到形形色色的食物，喝到形形色色的饮料，还要力图让自己觉得一切都好，但是家里还有事要做。
这本书获得的关注比《智血》要大，甚至可能卖出去了一些。哈考特·布雷斯的气氛，至少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有很大改变，他们非常热情。
我和基鲁克斯去喝茶，他告诉的我。他的气色比秋天见他的时候好多了。
他建议我在合同中加一项条款，要求由我喜爱的卡弗小姐任我的编辑，否则该合同可视为无效。
如果她离开哈考特·布雷斯，那么这份条约对我也没有约束力了。
在哈考特·布雷斯只要有丹佛·林德利和卡弗小姐我就很满意了。
我在康涅狄格州与卡罗琳和苏·詹金斯一起过周末，他们举办了一个聚会，主要的来宾是可亲的马尔科姆·考利和范·维克·布鲁克斯。
亲爱的老范·维克坚持要我读，卡罗琳和苏的脸上登时现出骇人的脸色。
她俩异口同声喊道：“读最短的！”我读的是《好人难寻》，后来布鲁克斯先生跟詹金斯女士说，如此有才华的作家将生活当做恐怖，那真是遗憾。
马尔科姆非常礼貌地问我是不是装了木腿。庆贺雪莱纪念奖，听起来很不错。
我要申请古根海姆奖，既然我的要求不大，他们也许能觉得合适，把它奖给我。
麦肯女子俱乐部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我留给她们的总体印象是，我说了什么东西，但她们恰恰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从未读过《金碗》，不过我猜这种状况将得到改善。致本·格里菲斯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亲爱的本：谢谢你将我的书借给学者。
我喜欢让学者读我的书这个想法。我收到一些很有趣的邮件——大部分是男士写来的，提问也限于题目——
“你真的认为好人不好找吗？我三十一岁，单身，像条狗一样地工作……”云云。
还有一位想与我合写一篇——
“将你的技巧与我的经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共同写出一部像《飘》一样好的作品。”一位西弗吉尼亚的登山者，最喜爱说的词汇是
“文学”（literature），而他却写成
“交学”（litatur）。我认可其他角色与黑泽·莫茨（莫茨，不是莫兹）的相似之处。
退特夫人写信给我，说她认为圣经推销员就是一个超级黑泽·莫茨式的人物，实现了自己所有的罪恶潜能。
当然，我认为黑泽·莫茨是某类圣徒。他最大的美德就是诚实。
我同样喜欢你所说的那些关于儿童的，他们遇见了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神学真理。
我的编辑写信告诉我，这本书的销量在他们的书榜上仅次于托马斯·莫顿——我推测，这并不怎么能说明他们的书单。
不过，他们倒是预定了再版。《时代》杂志上的评论很可怕，差点给我气中风。
《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的评论真是愚蠢，非常伤人。我觉得这是一位写园艺读物的女士写的。
他们不该让她离开牵牛花。我从未读过克拉夫特·伊宾或《赫卡特郡回忆录》。
人还是该有自知之明。我有点儿怀疑《西方评论》是否能关注到我，但是我很少看到那本杂志。
去拜访纳什维尔一位朋友时，我途中路过普朗克特。到了那里你就会发现它那么时髦现代——
“祈祷吧，你的食物将变得更美味”，恰恰是另一个版本的
“餐前感恩有助消化”，在某些地区宗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谨致问候。
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
找到一个完全理解我作品意义的读者，给我带来的惊讶之情，也许远胜于你就近发现一个内心充满上帝意识的作家。
我们的物理距离为八十七英里，但是我感觉我们的精神距离更近。我以那种方式写作是因为（不是但是）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种单调的声明一样涵盖它。可是，我是个拥有现代意识的天主教徒，荣格将它描述为非历史的、孤独的和有罪的。
有了这些意识，在教堂里就相当于是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对于清醒的天主教徒来说是必要的负担。
那就是以终极维度来感受当代处境。我认为，只有教堂能将可怕的世界变成我们可以忍受的东西；唯一使得教堂可以忍受的原因在于它是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们赖以为生的。
事实上，我们必须同样忍受教堂带来的痛苦，但是如果你信仰上帝，在你努力忍受的同时你要珍爱这个世界。
这可能就是中缺乏苦痛的原因。《纽约人》上匿名发表的一则启事不仅低能，而且还没有签名。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某部分人口的道德感已经被剔除了，就像家养的鸡被除掉了翅膀以生产更多的白肉。
这是无翅鸡的一代，我推想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便是这种情况。有些评论称《好人难寻》是残忍的讽刺，我真是感到厌倦。
是很冷酷，那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教现实主义更残酷，更无情。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粗野的野兽正没精打采地走在去往伯利恒投生的路上，我不过是将其中几只的行动汇报出来而已。
很多人将我的看成是恐怖，我感到很好笑，因为评论家总是有错误的恐惧。
你能写信给我太好了，我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要你继续写信给我。我愿意认识一个如此理解我的作品的人。
你忠实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感谢你能再写给我。
你的回信如此迅速，我想我该向你道歉，我似乎在强迫你给我写信，而你又可能没有时间，或许这种通信会变成你的负担。
我自己也受着时间的折磨，因为一种消耗精力的疾病，我不能在外面工作，而在家里，一天也只能创作数小时。
我住在一座农场，见不到太多的人。我的职责就是养孔雀，这并不需要我去做什么，所以时间总是很方便。
我也同意，只有一种真实，但是
“基督教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已经成了我的必需品，也许从纯学术意义上讲，我发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箱子，自己走进去，把门关上，与他人隔绝。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写作的一个可怕之处就是，终极真实便是道成肉身，当前的现实是道成肉身，整个的现实是道成肉身，而没有人相信道成肉身。
亦即，没有人是你的读者。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死的人。我很清楚自己至少是为这些人写作的。
至于说到耶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不是上帝，他就不是现实主义者，而仅仅是个骗子，而被钉十字架就是一种公正的行为。
教理是无法束缚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教堂外的人对它的理解有别于教堂里的人。
对我来说，教理只是通向沉思的大门，是获取自由的手段，而不是限制。
它为人类保存住神秘。亨利·詹姆斯曾说，未来的年轻女子们，可能根本了解不到神秘或宗教习惯了。
他没有理由将此范围限制为女性。你说的对，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的作品，甚至是我的动机。
首先这与天赋有关，我选择的写作方向是由心底中的教堂以及教堂引起的影响确定的，与个人对上帝的感悟或爱无关。
你是可以这么想的，因为你不了解我；而让我这么想就是一种深重的罪恶了。
我并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过的也不是神圣的生活。我不能说罪恶是有趣或令人愉悦的（我对恶魔的感觉很强烈），但是我了解平凡、骄傲、贪食、嫉妒和懒散，更重要的是，我的美德同我的罪恶一样胆怯。
我想罪恶偶尔会将一个人拉近上帝，但不是习惯性的罪恶，也不是这种堵住所有小善的琐碎的罪恶。
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无论教堂中的个体有多么无足轻重，他也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救赎的参与者。
教堂不会提供一份蓝图让人们理解这个。此事关乎信仰，教堂无法强迫人们去相信。
当我自问，我怎么知道我信，我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无法断言，也毫无感觉。
我只能与彼得说，我信仰的上帝，消除了我的不信。关于我对上帝的爱，我只能说，在我缺少对上帝的爱时，上帝帮助我。
我不相信虔诚的语句，尤其是从我的嘴里冒出来的语句。我努力尝试，不要受虔诚的信仰的语言影响，但是在你越不想说的时候，它越是冒出来。
与虔诚的信仰语言相反，圣餐仪式十分朴素。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西蒙娜·薇依的作品。
我没有看过，我很怀疑能否读懂她；就我所看过的关于她的东西，我认为她是个伟大的人。
二十世纪的女性中，她和伊迪丝·斯坦是最吸引我的。
无论你是否是基督徒，我们都崇拜上帝本身。圣托马斯临终前说《神学大全》，
“全都是稻草”——这就是看见了那个上帝。
你忠实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亲爱的a小姐：打一开始我就认为西蒙娜·薇依与你有某种关联，我取出封好的这封信，重新读了一遍，这种感觉丝毫没有减少。
面对任何人的经历，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经历的人，肯定会感觉自卑。我永远不会有皈依的经验，也不会成为无法皈依的一员，甚至完全有可能成为可怕的罪人，但是你不受教堂诱惑的努力令我极其感动。
由于某种原因，上帝是允许人们这样做的，但是幻觉是魔鬼最强大的武器。
德·梅纳克斯神父曾对人说，等到他感觉他有足够大的自由之后，再加入教会。
你现在就是在这么做，你是对的，但是不要让你对教堂的感官诱惑力的感情成为阻挡你与她接近的硬壳。
我想这就像是婚姻，当你进入围城后，你发现让爱在这里做功的努力才刚刚开始，而非结束。
我认为很多人是通过教会并不允许的方法进入教会的，教会根本就不需要他们。
这是事实，因为教堂就是给那些罪人建立的；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中间产生了很多误会。
大学时我读过亚里士多德，但是当时并不晓得自己在读什么；柏拉图也是一样。
我的智力不足以让我的思考超越实际阅读到的东西，不能持之以恒使我的教育免于成为负担。
因此我不能对《神学大全》进行评论，只能说，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读上二十分钟。
如果妈妈在此期间进到我的卧室，说
“把灯关了，太晚了”，我就会抬起手指，用温和快乐的语调说，
“相反，外面的光线无限深远，是关不掉的。还是闭上你的眼睛好了。”诸如此类的回答。
无论如何，我个人可以保证，圣托马斯真心爱上帝，因为就我的生活来说，我情不自禁地热爱着圣托马斯。
他的兄弟不想让他成为多明我会教徒，便将他锁在一座塔顶，还将一个妓女带进他的房间。
他丢下她逃掉了。当今社会大概会同情那个女人，但是我却同情圣托马斯。
我不是很了解拜伦·瑞斯，但是有天傍晚，他到这里与我们吃了甜点。
我有位朋友非常喜欢他，因此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他和他的麻烦，他得面对如此多的困难，现在仍然活着简直是个奇迹。
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个好人，很骄傲的人。一年前他得病的时候，我曾寄给他一本圣伯纳德的书信集，为了回谢我，他说他是不可知论者。
你说的对，他是个不合潮流的人物，奇怪地脱了节。我给那位喜欢他的朋友写信，或许寄给他一些书看看，能让他思考的方向更广阔一些，但是恐怕我的这番话会令这位可怜的姑娘充满忧虑，她认为我可能会造就出一个红衣主教纽曼或什么人。
我想到我刚看过的加百利·马塞的吉福德演讲。这位女孩是坚定且杰出的长老会教徒，对于任何与天主教相关的东西都心存恐惧。
你注意到了衬衫，我感到很高兴，我倒没想到它们表明了刚毛衬衫的缺乏。
我衬衣上的图案主要是英雄形象，少数时候是别的形象。对我来说这很滑稽。
我唯一有装饰的衬衫上面有一头很凶的牛斗犬，印着
“佐治亚”三个大字。我总爱穿它，在那段生活中这是我的策略，是为了制造出令人不快的印象。
我的这种冲动现在受到了压制，因为妈妈不赞成三十岁还让自己出洋相。
有关上帝通过自然做功，我有一些很漫长很高深的思考，但是我不准备现在就用它们来折磨你。
在如此华而不实的教条主义时期，我总是习惯于宣讲明显的事实。我经常忘记自己不过是个讲故事的人。
我受邀明年春天去密歇根州兰辛市做演讲，我现在正在准备演讲稿，听众是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众人等。
我试图用这个东西，为里的扭曲辩护，将其称作
“当代中的怪异”。无论如何，我的工作是写，而非谈论我的。距演讲还有十个月的时间，我得利用好每分钟时间去写稿子。
我读的现代不多。你提到的纳尔逊·阿尔格伦我没看过。
我感觉自己很迟钝。你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亲爱的a小姐：非常感谢你能给我寄来阿尔格伦的书，因为这本书是我确实应该熟悉的。
我已经读了将近两百页。我感觉他算不得一个好作家。也许这个结论下得太仓促，我想这本书整体上来讲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一页页读下来，给我的感觉是作者的才华被写作中的多愁善感和过于放纵而浪费掉了。
在任何一部中，叙述者应该用所塑造的人物口吻来说话，里面的语言缺少张力，不够张弛有度。
在此方面我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来摸索。退特夫人是我的良师益友，她不断提示我每一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对此很敏感。
一个作家可能会对某一类人很有感情，并被其吸引，但是他不应该为穷人伤感并被它带走。
在这个国家，我没读过jt.法雷尔、斯坦贝克或其他描写备受折磨的人（这里指经济困扰）的作家，所以我无法将纳尔逊·阿尔格伦与他人进行比较。
虽然我读过塞利纳（e）的《暗夜尽头之旅》，但它们没有可比性。
与塞利纳相比，纳尔逊·阿尔格伦不太像是个严肃作家。
也许美国人无法像欧洲人那样描写穷人。也许还因为在我国，除了特定的部分区域外，贫穷根本上与物质匮乏无关。
无论如何，在你描写穷人的时候，先要描写自己，然后再描写其他人，真正的穷人要放在第三位来写。
穷人对于家的特殊吸引力在于生存原因，而非经济原因，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大量关于穷人的似乎只是在数他们身上的虱子（我不是认为阿尔格伦尤其要为此而羞愧）。
我在读温德姆·刘易斯（珀西，不是d.b.）有关乔治·奥威尔的一篇评论。
奥威尔似乎觉得必须强迫自己习惯于物质上的贫穷，他很反感低等公民的味道。
刘易斯说，奥威尔只有一位仆人，而刘易斯自己，拥有一位厨师，两位女佣，一位护士，
“需要面对四个臭鬼而不是一个”，他认为没有必要费心去适应他们的味道。
以上所述与阿尔格伦有点不相关。我觉得我特别反对作家草率粗疏地写作。
要是我写成那样的话，就把它撕掉。我希望。随信附上我家孔雀的问候。
你的致a.米利奇维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亲爱的a小姐：我希望圣托马斯有助于解答法西斯（fascist）的事。
当然了，这个词没有首字母小写的，所以将首字母小写，你可以方便地在私人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同时还具有公共含义。
你不要这么做。如果它确实意味着对爱的效果的怀疑，而且在我的中有所体现，（我相信最终爱是会有效果的），对于倾向于相信相反观点的读者，就要求解释或部分解释信仰被转换到的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
作品给人的消极印象也有作者局限的原因。对我来说，同圣托马斯一样，还是找个别的词来代替法西斯吧。
极权主义者不会选这个词，也不会另想个词来代替。圣托马斯和圣约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被同样的信念完全统一起来。
读圣托马斯的作品越多，他的形象对我来说就越鲜活。圣约翰很可能会与一个妓女坐下来说，
“孩子，我们谈谈吧。”但是毫无疑问，圣托马斯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且明白他必须用一根拨火棍来摆脱她，否则她就会得逞。
这里我不但赞同圣托马斯，我还很赞同他使用拨火棍。我称之为忍辱负重的现实主义，而非法西斯。
另一个负面印象的原因是：当代生活中充斥着虚无主义。无论在教堂内外，你呼吸的都是这种空气。
如果我没有教堂来与之抗争或告诉我抗争的必要性，我就会成为你所见过的最最讨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逆着这样一股潮流写作，结果几乎必然是负面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件事情，生为天主教徒的人，有些东西是无法选择的，在经历之前便得接受。
我接受了很多教义，但是经历它们的过程非常漫长。我认为最丰富的写作来源于已经接受的认知与经历的统一，而我一直不具备这一条件。
在并未经历过的情况下便确信某种信仰，导致了我的粗糙尖锐。一本名为《第三小时》的杂志刊登了俄罗斯女士海伦娜·伊兹沃尔斯基写的对西蒙娜·薇依的评论，她在福德姆教书，写得断断续续的（只有在收到钱后才写）。
我以前和她的侄子比较熟，所以我对此刊有大量耳闻，还买了一些过刊。
这位老夫人是东正教的一员，也是天主教普世运动的一分子。跟你提起过的伊迪丝·斯坦也是其成员。
我没读过伊迪丝·斯坦的作品。我也不知道她的书是否有人翻译过。
希尔达·格拉芙写了一部新的她的传记，不过我还没看到。
我对她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她们的作为、她们的事迹盖过了她们的写作。
但是，如果你读完了西蒙娜·薇依，我很高兴你能把她的书借给我。
本地没有正规的公共图书馆，我得通过图书馆管理员使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这位管理员非常好心，让我借书。
然而，这个图书馆在采购图书时只注重十九世纪的书。我肯定他们没有听说过西蒙娜·薇依。
卡罗琳·戈登·退特，即退特夫人，是艾伦·退特的太太。
尽管我没有读过太多她的作品，但是她写的不比任何人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范德比尔特有个自称
“逃亡者”的团体，他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有约翰·克劳·兰色姆和r.p.沃伦。
“逃亡者”们现在遍布各地。不管怎么说，退特夫人在写作方面教会了我很多。
让我感到窘迫的一个话题是，我未看过的书对我产生的影响。希望在公共场合不会有人这么问我。
如果那样，我大概会茫然无措，咕哝几声
“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这当然是十足的谎言，不过没关系。
我没有受到最为杰出的人的影响。小时候，我唯一读过的好东西是一套叫做《常识》的儿童大百科中的《希腊罗马神话》。
我读过的其他东西可以称为
“垃圾”。
“垃圾”时期过后，紧接着是为期数年的埃德加·爱伦·坡时期，主要看的是他的《埃德加·爱伦·坡幽默故事集》。
这些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其中有一个，讲一位年轻人，无能得连眼镜都戴不上，阴差阳错娶了自己的祖母；另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在屋子里将自己的木头胳膊、木头腿、假发、假牙、喉咙挪来挪去；还有一个，说有个由病人自己掌管的精神病院，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不太愿意提起这些影响。我上过一所中学，那里的学生如果不想读书便可以不读，我自己是不愿意读的（除了幽默故事集）。
大学我读所谓的社会科学著作。唯一令我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是上帝的恩典，事实上，过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些著作的内容忘记了。
后来我上了研究生，才真正开始阅读，在看书的同时自己也开始尝试写作。
去爱荷华的时候，我从没听说过福克纳、卡夫卡和乔伊斯，更别说他们的作品了。
然后我马上开始什么都读，看了太多的书，以至我根本没有时间受到哪位作家的影响。
所有的天主教，莫里亚克、伯纳诺斯、布洛依、格林、沃的作品都是我的阅读对象。
像朱娜·巴恩斯、多萝西·理查森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么称呼这位可爱的女士当然不公平）这些怪人的作品我都读。
南方的优秀作家，如福克纳、退特夫妇、k.a.波特、尤多拉·韦尔蒂和彼得·泰勒的作品也都读，也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少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果戈理的作品都没少看。
我成了康拉德的追随者，几乎读过他所有的。而德莱塞、安德森（除少数外），还有托马斯·伍尔夫的作品我基本上不看。
从霍桑、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我学到一些东西，尽管从未完整看完卡夫卡的任何一部，但我还是有所收获。
几乎所有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我都读过——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因为在读詹姆斯的作品时，我觉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很缓慢，但是确实在发生。
我喜欢约翰逊博士的《诗人的生活》。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埃德加·爱伦·坡幽默故事集》，我确信他是醉醺醺的时候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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