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了，红心却没有和我一块去报名，这小扫帚星才远离了我一阵。不过，“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零星的战斗还是时常发生的，有时候也是非常惨烈的，好歹是没有伤着我的筋骨，我依然健康的活着。
我十四岁那年，已经读完六年级的上学期。再熬过几个月，自己就要上中学了。
这时候，我的祖国正处于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季节，是刮风下雨不知回家的精神错乱年代。当时，隔三差五就会从首都北京传来伟大领袖的最强音，举国上下立刻又会掀起一个“活学活用”的新□□。
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除了敲锣打鼓、上街□□，还要一边接一遍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回到课堂上，我们也要放下手中那几册薄薄的课本，拿着新抄下来的“最高指示”，跟着老师一遍又一遍朗读的谆谆教导。在尘土飞扬的校园里，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孩子们那虔诚地稚音。虽然如此，这还是不足以显示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于是，学校开展了一场背诵《语录》的大竞赛。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一溜儿，不管是马牛逼还是骡子牛逼，反正是我又现出了原形，就如同自己那寒碜丢人的功课一样，在全班五十六个同学当中，我依然排名倒数第一，背诵不出《语录》中一段完整的段落。
这日上午，第一节课，全班同学起立，先是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敬礼，然后，全体师生高唱《东方红》，歌声响亮整齐。
每逢唱歌，我都是在心里唱，动弹动弹嘴，是不出声的。因为我五音不全，只要唱出一嗓子，立刻就会引起哄堂地笑声。
徐老太太说：“李福国啊，你不用出声，在心里唱，心里有才是最重要的。”
徐老太太是我们的班主任。她一头华发，说话时跟老太太似地抿着嘴，同学们背后都叫她“徐老太太”。
李福国——自然是我的大号。
我娘说，给我起名时，倒让那个长着苦瓜脸的我爹，他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我大哥叫“福来”，我二哥叫“福柱”。我娘说，再添一个“福宝”就皆大欢喜了。然而，我爹怎么唤着，他也觉得不顺耳，并且说，别人家养活的崽子不是叫“跃进”、“建设”、就是叫“国庆”、“卫国”什么的，自个儿家的孩子却“福来、福宝”的喊着，他感到别扭烦心。二大妈哪有事哪到，她冲我爹笑道：“我看就叫福国吧。”我爹一寻思，不错！一来，这名字同我两个哥哥的“福”字相关联，二来图个大气量，“福国”毕竟不是“福个人”嘛。
我虽傻，但有时也会有一点思想。我和我爹的想法不一样。我想，一个人首先是能够“福”自己，然后才能“福”别人，最后才是“福”国家。比如像我，一不会唱歌，二不会背诵《语录》，三不会做功课，只剩下一个功能——肚子里能装食。想想看，一个吃货拿什么去“福”别人呢？难道拿大粪？可是大活人又不是庄稼！
我不唱歌的时候，脑子里就会乱七八糟的瞎想，只是没有想正经的玩意儿，能从屁股那旮旯儿想到吃饭的嘴，也能从黄灿灿的窝窝头再想回到一坨黏糊糊的稀粑粑，并且还一点不恶心，绝不会耽误吃饭。自己正琢磨间，那一曲“东方红，太阳升”已经唱毕。接着，是一阵哗啦啦地屁股着座声。
这时，教室的轻轻门开了。先露头的是教导主任，一位满脸横肉的女人。在她身后，走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高的大姐姐，和教导主任成了鲜明对照。我眼睛顿时一亮。那大姐姐真的十分好看，弯眉，大眼睛，双眼皮，唯一差点劲的是，她梳了一头短发。
教导主任向徐老太太点点头，然后又冲我们巡视一番，她就走出了教室。
徐老太太清清嗓子，冲那位大姐姐摆一下手，说：“这位是新分配到我们学校的小张老师，今天来我们班听课实习，请同学们热烈鼓掌欢迎。”
一阵热烈地掌声过去，我突然兴奋起来，跟打了“鸡血”似地，眼睛直盯着小张老师的后脑壳。我个子大，全班第一高，坐在最后一排。小张老师坐在了第一排，靠窗户的一个空位上，她挨着我们班的班长——胡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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