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燃烧的废铁，而由于以后任务的变化，以前那种防御战将很少出现。而攻城战，特别是对敌人筑有大量野战工事地方的进攻战将会明显增加。毕竟现在复国军掌握有战场主动权，而且日本人现在都在想方设法修筑大量的防御攻势，号称要让城市工事化。日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不在城市周边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而且还通过修筑工事不断的蚕食根据地的范围，很显然日本人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大量的修筑工事来弥补自己在兵力上的不足，所以这种七八式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既然能轻易击穿敌人的装甲，那么就敌人修筑的那些土碉堡在它的面前就更不堪一击了。
在确定了无后坐力炮后，第二种武器则是w九五型零点五英寸重机枪：
初看w九五式零点五英寸重机枪的口径，相信很多读者就会想到这是一挺外贸型机枪。不错，w九五是一款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品。该枪以平射为主，主要装备步兵用来杀伤敌集群目标，压制轻型武器火力点，毁伤轻型装甲目标，封锁交通要道和隘口等。必要时，它还可实施高射，对武装直升机等低空目标进行射击。
九五式机枪是以我国八五式十二点七毫米高射机枪为蓝本研制的，外形相似，借鉴了八五式高射机枪的成熟技术，继承了八五式精度高、可靠性和人机工效好、外形美观等特点。在此基础上九五在结构设计上进行了创新。作为一款外贸型机枪由于使用的nato北约弹与我国毫米机枪弹在尺寸、药型和装药密度上有所差异，结构自然也和85式有所不同，如内膛设计、抛壳位置、抛壳窗大小等。加之枪机的后坐能量不同，为证闭锁安全可靠，在闭锁机构上也有改进。
全枪标志件
九五式机枪应用了模块化设计理念，全枪由枪身、枪架和瞄准镜三大部分组成，拆卸组合方便快捷。
枪管枪管内膛表面镀铬，耐磨性、耐烧蚀性好。枪管后部设有与机匣配合的结合部、固定栓缺口，可以简便快速地装卸枪管。枪管圆锥面有纵槽增加了枪管的刚度，并有效减轻了枪管重量，散热面积大，效果明显。
机匣组件机匣是全枪的一大特色，采用简单的圆筒形结构，这在轻武器设计中比较少见。前部的环行卡槽与枪架固定座结合，将枪身与枪架连为一体。机匣内部有一闭锁支撑面，与枪机配合完成闭锁、开锁动作。内壁的纵向沟槽用来容纳多余的油和污垢减小了枪机、机框与机匣之间的摩擦。机匣上的输链板外端有防尘板，在机枪不工作和恶劣环境条件下可保护输链器及机匣。瞄具座铆接在机匣上，表尺可以向前折叠。机匣尾部的断隔矩形环用来连接枪尾。
可调导气装置火药燃气由导气孔流向导气箍，经过气体调节器（以三条不同深度的气槽来调节）进入导气管，再从气塞喷出，推动机框后坐。通过气体调节器，可获得不同的后坐能量，以适应不同射击条件的要求。
枪架枪架为三脚式弹性枪架由上架、下架和连接箍组成。三脚架杆采用薄壁冲压结构，重量轻而且弹性好很好地承担了射击时枪身的后坐、前冲能量，确保了射击时枪身的稳定。前架杆可以伸缩，便于高射与平射转换。偏心结构的架杆紧定器使三脚架容易折叠且架设牢固，行军作战相互转换快速。
以简单实用取胜
九五式机枪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优异的总体性能密切相关。
机动性好与同类型武器相比，优异的机动性是该枪的最大亮点。枪身与枪架的连接采用一个卡箍，利于快速分解结合，行军战斗转换快，且枪身与枪架重量都在十五千克以下（全枪仅重二十八千克），与单兵的负荷能力相适应。武器的瞄准射击方便灵活，火力转移快捷，能够有效地压制地面装甲目标。
一件多用发射机由枪尾上的锁扣固定在机匣后部，解脱锁扣后，就可在机匣导槽上前后运动，并兼作拉机柄。击发机构借用了复进簧能量进行击发，复进簧还兼作击锤簧，机体兼作击锤。高低紧定扳手兼作气体调节器扳手。圆形机匣内壁兼作导引复进簧用这些机构大大简化了全枪的机构，对于减小全枪尺寸和重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威力大枪管有八条右旋等齐膛线（导程为三百八十毫米），发射北约零点五英寸系列大口径枪弹，穿甲能力突出。使用穿甲燃烧弹在距离五百米、命中角为九十度时，可击穿十五毫米厚的装甲钢板。钨芯穿甲弹在距离一千米、命中角为四十五度时，可击穿厚度为十五毫米的装甲钢板。九五的三脚架比较稳定，缓冲装置减振明显，射击时枪身抖动小，保证了机枪良好的射击精度和较高的射速。此外，通过采用穿甲、燃烧、曳光、爆炸等组合作用的弹头实现对战场上多目标的打击。该枪配备了先进的白光瞄准镜，还可兼作狙击步枪使用。
可靠性高全枪的可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用了圆筒形机匣和枪机，加工简单、尺寸精确。采用双程弹链供弹，供弹平稳。采用鱼腮式闭锁机构，强制闭锁，滑脱开锁，加之尺寸紧凑、耗能多、强度高的环行簧缓冲装置，自动机机构简化、工作可靠、撞击小。采用开膛待击结构，避免了枪弹自燃且便于冷却枪管。采用了防偶发保险、不闭锁保险、挂机保险等多重保险机构，保证了行军射击安全。
w95＆m2hb
美军现役m2hb机枪一九二三年开始装备美军，经过不断改进，性能渐趋完善。美陆军除装备带三脚架的m2hb机枪外，还将它配装在轻型坦克装甲车辆上，作为地面支援武器使用目前已有五十多个国家装备了m2hb机枪。与炙手可热的m2hb机枪相比，走出国门的九五式有哪些竞争优势呢？
第一重量。九五式机枪比m2hb零点五英寸机枪轻十千克左右。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重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主要归功于九五式机枪的独特结构。该枪采用的是开式弹链、双程供弹机构，并设计了一件多用机构。m2hb机枪采用的是可散弹链（闭式弹链）、单程输弹、双程进弹的供弹机构，导致全枪纵向尺寸加大——即机匣尺寸的加大。另外九五式采用圆形机匣、圆形枪机尺寸小结构紧凑。m2hb采用的是方形机匣，仅目测即能看出尺寸比九五大得多。另外采用枪管短后坐自动方式（如有枪管导向构件、枪管复进构件等），构件远比导气式复杂。
九五式机枪以其独特的结构有效地解决了大口径机枪的重量难题具有m2hb难以超越的优势。尽管美国在m2hb机枪上采用了许多重量较小的冲压件但还是无法大幅地减轻重量成为m2hb至今难以弥补的缺陷。
第二，射速。与我国九五式和俄罗斯kord机枪（理论射速六百五十发到七百五十发每分钟）相比机枪射速较低也是其一大不足。究其原因是在自动方式和闭锁方式上。m2hb采用了枪管短后坐自动方式和闭锁卡铁起落式完成一次自动动作需要几个机构动作。九五式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鱼腮式闭锁机构，一次即可完成自动过程。
第三，尺寸。全枪长实际上是枪架展开最大时的长度，其尺寸要比枪身大许多。从表中的数据可知九五式虽比m2hb机枪长，但枪管却又短一些。这是由w95式的作战用途决定的：它主要用于平射射击时枪架展开大，火线高较低，因此在射击时枪身稳定性和射击精度高。m2hb战斗时火线高要比九五式的大得多，且架杆也比w95的短这无疑缩短了它的全枪长度。实际上九五式的枪身长度要比m2hb机枪的短。
看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要问，难道我国的轻武器研制生产技术就如此先进，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吗？可以说，在轻武器行业，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很多轻武器如八八式五点八毫米狙击步枪、九五式五点八毫米突击步枪等在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不过我们也确实存在不足：比如在制造工艺上，我们还是刚开始采用冲压件，应用还不广泛。不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现在的不足将演变为明日的亮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居易这句诗不仅在平添着冬季会友的一份雅致，也多少渲泄着我们能为其把酒的欢庆与喜乐。
对于选取这种出口型武器作为部队的制式武器，大家似乎也是颇有微词。但是，章军可不管那么多，他选取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好生产，而且还要耐用，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是拥有大的杀伤力。所以根据这些标准，加上综合了后勤仓库的那些精密机械设备后，最终章军将这种以前用于出口的武器做为了部队的制式武器。
而第三种武器就是九三式迫击炮该炮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一代迫击炮，目前己列装到我军部队，九三式六十毫米远射程迫击炮，是我军山地步兵、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快速机动部队的理想压制火炮，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火力大、射程远、机动性好等优点，其各项战术、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世界同类武器的水平，它的研制成功，标志国产迫击炮的研制开发能力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主要战技诸元如下：口径六十点七五毫米；全炮重二十二点四公斤；炮身重：九点四公斤；炮架重：五点八公斤；瞄准具重：零点四八公斤，榴弹重：二点一八公斤；有效杀伤半径：十七点八米；最大初速：三百二十九米每秒；最大射程：五千五百六十四米；高低射界：四十五度到八十五度；圆周射界：三百六十度；最大射速：二十发每分。
该炮采用轻合金材料，在身管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重量仅比原八九式六零迫多出四点一五公斤（为九点四公斤），而射程却比八九式远出两千八百九十九米（为五千五百六十四米）。即便与世界名炮--法国的六十毫米迫击炮相比，在重量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其最大射程也超过法国迫击炮五百六十四米（法国六十毫米迫击炮为五千米）。从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同类口径中射程最远的迫击炮，国产九三式六十毫米迫击炮具有优良的战术性能。
1、火力反应快。九三式迫击炮可实施三百六十度圆周射击，而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迫击炮之一的北约标准口径八十一毫米迫击炮，也不具备全方位射击的能。此外，九三式迫击炮能背能扛，单人单炮射击也相当容易，在紧急情况下可不必构筑座钣坑直接实施射击，反应速度之快显而易见。
2、杀伤效果好。九三式迫击炮的炮弹为稀土球墨铸铁，破片性能良好，有效杀伤半径为十七点八米。此外，炮弹的引信性能也相当好，在山地、乱厂、水面和鹅卵石滩地的发火率均为百分之百。
3、应性强。九三式迫击炮具有多用性的特点，不论进攻还是防御，也不论乘车还是徙步，九三式迫击炮都能够以可靠的射击动作和迅速的伴随行动支援步兵战斗，特别是在战场地形和兵力部署情况复杂，战斗处于高度激烈状态时，九三式迫击炮能以最大的射程压制敌人、以最小的射程实施伴随射击。
九三式六十毫米远射程迫击炮在我陆军各部队中全面列装，必将使我陆军步兵分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整体性的提高。在完成为步兵配备的三种武器的选择后，章军这才算是完成班排级的武器配属工作。
3-274重生 第二百七十四章
就在刘兴与彭全就是否建国一事进行着紧急磋商的时候，此时身为复国军军管会主席的徐富聪则已经开始就国家建立，和国家的法制建设等问题开始进行着思考，并且通过的电脑找到了一些有关国家政治架构建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进行阅读。
此时他正在看的是资料室刚刚送来的最新一批关于建立国家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就见上面这样写到：本文在与美国主流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进行对话和点评的基础上，全面而简要地介绍了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理论要点、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尤其是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作者本人基于多年学术研究实践基础上的反思。只有面对中国自己的真问题，才能发展出一套与西方既有理论既能对话，又有所超越的、中国学者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
关键词：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政治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
各类政治行为的界定和社会学研究方法
探讨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首先需要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做出界定。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来界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行为。革命的组织化程度很高，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也很高，而且在体制外；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但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高；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如革命高，组织化程度比革命要低，但比集体行动要高，制度化程度则分化很大，有的社会运动完全在体制之外，但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比如在美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罢工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是要受到镇压的，但现在在美国罢工已经被合法化了，甚至不再像是社会运动，而是利益集团政治。
这种界定方法与今天美国主流教材对各种政治行为的定义不同。美国学者认为革命理论是革命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这种分化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美国人来说，大量的制度化的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的主流。但是中国社会更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革命还有可能，集体行动很多，社会运动还没有制度化。所以，笔者则把这三类政治行为看作是一个连续统。这种处理的好处是，可以使社会特别是政府注意到这个事实：现在中国的关键问题不是不让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出现，而是如何将其制度化。二零零五年中国百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四点七万起，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如果不能将它们制度化，一旦政府控制力下降，经济衰退，又出现了大型的话语，集体行动就很可能“跨过”社会运动，转变成革命。
比如何界定概念更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运动。方法论基础薄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都是普遍的现象，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处理的现象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但是社会科学家的科学素养往往比自然科学家低。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心应该是解释而不是解读。解释和解读各有长短，但解读方法的弱点是，解读基本上不比较，它得出的知识就缺乏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杜赞奇，甚至福柯、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论为核心的解读。他们往往创新出很好的大词（phrase），比如“道义经济”（moraleconomy）、“日常反抗”（everydayresistance），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他们的理论就无法证伪。譬如，同样是“磨洋工”这样的日常反抗，为什么不同村庄、宗教的人“磨洋工”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磨洋工”会成功，有的人会被老板开除？再比如杜赞奇，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都在阐述超级文本，中国的就能成功？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超级文本”那么多种多样？同样是“超级文本”，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超级文本”是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后实际上采用的都是梁启超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nationalism）？
其次，由于没有比较，解读往往会被发展成“滥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妇女小脚上的绣花鞋。她的主要观点是，妇女缠小脚和穿绣花鞋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她认为，女人穿上绣花鞋的病态会唤起男人的怜爱，绣花鞋上的花纹会男人十分欣赏，于是绣花鞋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载体来控制男人。的确，是有女人会这样算计，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会交际能力来控制男人，为什么非要用绣花鞋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缠小脚和绣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压迫。
最后，由于以理论为导向，这种解读往往很难做出纵向的学术积累。比如萨义德的“他者化”（theother），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词，发展到最后，结果变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不仅发达国家看待发展中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且发展中国家看待发达国家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就又成了一个他者化。这就好像女孩子的时装一样，今天是红裙子流行，明天是蓝裙子流行，大家都在跟风。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两者交叉结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
这四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方法为例，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多数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基础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务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许多学者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出他忽视了其他的社会条件。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除极少的情况外，大量这样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形式模型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质，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的经典案例。它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做出了形式性的假设。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也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国家是社会机构的核心，社会行动者则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第三种方法是对人的行为做出形式性的假设，但对结构的理解是经验性的。目前盛行的各种资本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都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例子。最后一种方法对人和结构的假设都是经验性的。韦伯的理论是典型的代表。我们做社会科学研究时，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缺点，以及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采取何种方法。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的发展
那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社会运动中的情感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似乎只要测量诸如荷尔蒙水平这样的指标就行了，但人的情感无法做这样的事后测量。因此，应该在结构中研究情感，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在不同的结构条件下，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社会运动，当其组织力量很弱的时候，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再比如，还有一个命题是，情感性行为在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在社会运动中起的作用更为关键。阚伯尔（kemper）就写过一本叫做《社会结构和雄性激素》的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人的雄性激素分泌率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合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面对领导或权威人士时，雄性激素分泌率就会降低，说话的声音会变细，而在面对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的时候，雄性激素的分泌率就会提高，说话的声音会相应变粗。
变迁、结构、话语
如果说“情感”关注的是微观的社会心理学结构的话，那么宏观的社会变迁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社会变迁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意义的重组，导致了产生新的怨恨感、新的阶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的失衡和断裂。这种变化并不一定非得是社会在往坏的方向变，往往在社会变好的时候，社会运动会大量涌现，而一些大的社会革命恰恰就是发生在一些国家在往好变的时候，伊朗革命、俄国革命，甚至法国革命，都是如此。
变迁的视角实际上可以上溯到涂尔干学派，其中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更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果很多社会变化能够制度化，就能避免进入动乱高发区。有的学者批判说这是国家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很虚伪的。当西方社会进入危机的时候，西方学者都在说制度化，当社会运动被高度制度化了，变得和利益集团运动差不多了，他们又开始反制度化了。所以“和谐社会”不是说没有社会运动，而是加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而不是压抑的和谐。
讨论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社会结构有三个视角，一是公民社会的结构，二是阶级结构，三是政治结构。公民社会结构视角实际上讲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会让社会运动增多，集体行动减少，革命变得不可能。公民社会为社会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为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比如，中央电视台曾直播了关于“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的听证会，来宾中有政府官员、铁道部代表、经济学家和一般消费者，政府部门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部门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铁道部就会说春运期间涨价是因为员工工作二十小时一天，很辛苦，经济学家则讲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证明这是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后的正常结果，消费者代表则肯定是反对涨价。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涨价。有意思的是，节目播出后，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民工竟然表示，他们虽然仍然反对涨价，但是看了听证会以后，他们甚至也觉得涨价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民社会还能促进认同感和利益多元化。如在最近的美国反伊拉克战争中，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有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据不足的人，有认为战争至少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的人。有人说，正如这种不同利益群体大联合的社会动员结构才使得一场较大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可能，但同时这也使得这种联合结构松散，根本不具备发动大众运动式社会运动的条件。
公民社会发达还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诞生，使程序政治变得可能，同时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
还有一个结构是阶级结构，摩尔（moor）的理论是一个代表。摩尔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英国、美国、法国走向了民主，而日本和德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中国和俄国选择了革命。摩尔的出发点是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矛盾，尤其是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决定了这些国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为什么国家在社会运动中那么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社会运动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会对现代国家建立进程的一种反应。对中国人而言，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有一项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迈克丹尼尔（mc-daniel）对寡头整体现代化和革命关系的研究，他的《寡头政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一书，旨在通过比较来解释一九一一年俄国的革命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现代化成功的时候，寡头政体没有办法把现代化导致的社会利益的复杂化制度化，因为这样的国家的合法性建立于传统或神授，法律在寡头政体下缺乏严肃性，容易培养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煽动革命。虽然中国不是一个寡头政体的国家，但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一个由威权主义国家领导的现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动乱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国家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哪里，值得我们深思。笔者的一个观点是，国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实处，而必须建在虚处。
谈论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就不得不说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会增多，会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会产生工人阶级运动。但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得完全不一样：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运动，也没有工人阶级政党；俄国则发生了工人阶级革命。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现在的一个解释是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建构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但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建构结果不同，则是国家处理工人阶级意识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阶级运动有六种形式，在现代工业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认同感已经被分割了，但是如果国家处理工人阶级运动时不能将其制度化，就会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内部的认同感隔阂，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因此逐渐由保守转为极端。这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结构主义的视角的话，那么，下面的讨论将转向行动理论。行动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搭便车模型”，由于笔者在别的地方已经对什么是一个好的形式模型做过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只想介绍的是现在美国最时髦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病态的，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受压迫者反抗的正常现象，是一个政治过程；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是非理性的，他们则有理性假设来分析人；传统的理论强调怨恨感的重要性，他们则强调利益、资源和机会的重要；传统的理论强调社会运动会使得社会崩溃，它们则强调社会运动会让社会组织起来。不过，如前文所述，这四点批判每一点都有误区。
西方的许多社会运动理论，都希望总结出一套充要条件来，而这些充要条件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较为固定的逻辑关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构造一个能对任何政治行为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比如，斯梅尔塞（smelser）就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这六个因素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剥夺感或压迫感、一般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随着这六个因素自上而下地形成，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可是，这种先后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我们凭什么说“结构性的怨恨和剥夺感”就一定先于“一般化信念的产生”呢？很可能在有的社会中，有的人天天受压迫，都麻木了，等到有一个意识形态产生，告诉他这是压迫，他才知道。所以在这里，怨恨感反而来自于一般化信念产生之后。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
这并不是说社会运动没有规律。笔者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这三者不是变量，而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口号或话语策略等。
但是这三者之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运动中，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很多中层理论都可以用，但中国学者要想在这一理论立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实际上告诉大家，中国要想走向良性循环，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在美国已经被“批臭”，但是其中仍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对早期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误区是：第一，早期理论都是站在右派角度看待社会运动的，把社会运动看作是一种病态，这样一来，社会运动就变成了非理性的、情感的，后来有人从理性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批判，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把早期理论中的“情感假设”同“非理性假设”一并扔掉的话，那就不妥，因为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在美国兴起以来，“情感”这个词似乎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视角中消失了，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代学者才开始重新重视情感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大多数研究还是赶不上一些早期的研究。因为他们往往流于给出种种情感行为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强调它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一般不去关心社会运动参与者情感行为背后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学机制。这样，即使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行为，比如爱情、仇恨、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惶逃跑等，也被用理性逻辑来加以解释。其实，现实生活中情感和理性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