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道理，也有“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大道理，社会的稳定首先需要群众的稳定，需要群众生活情绪的稳定，需要群众建立起对未来稳定的预期。如果群众的利益维护得不好，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解决起来也远非易事，但是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利益最需要关注与维护，如果任何一级政府与劳动部门不把拖欠工资当成一回事，如果一些企业故意恶性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那么，走向反面与走向违法农民工可能愈来愈多，一旦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社会的动乱可避免，我们人人向往的安定生活，我们人人希望的安定的设环境，将会遭到彻底的破坏。

    讨要工资为什么这么难。

    当政府的劳务部门或法律部门帮着民工讨债的时候，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这实在是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情了。它像是一团乱麻，想理也理不清楚；它又像是一个脆弱的链条，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断裂，下一步就无法联结。

    怎么会这样呢？

    让我们一层层“剥皮”“抽丝”，看一看这中间“问题的复杂性”：第一个环节：企业与民工大都共同选择“不签合同”。二位来自于武汉的民工告诉记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能让我签合同当然好，这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也不等于上了保险。”还有三位来自于湖南做保洁工的妇女说“我们经常流动，哪里好哪里去，签了合同反而不自由，遇上好地方想立刻就去，这边还得交违约金。”

    而更为主要的是，企业的老板不想签，因为合同就是对他们的约束，没有合同，打起官司来，工资福利可以由着他们说。在农民工大量流进城市，工作难找的情况下，老板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反正不签合同要工作的人有的是，你不干另外有人干，急于寻找工作的民工是很少能有发言权的。

    一位劳动部门的官员说：我一度曾对民工那无所谓的态度很生气，认为他们麻木，其实民工是迫于无奈，硬要签合同的民工更难寻找到工作。

    不少民工还是知道劳动合同对于保障他们的权益的重要性的，但他们在签订合同中处于弱势地位，不敢跟老板叫板，面对生存的压力，只得顺从老板。

    即使有相当多的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但那合同是按老板设想并起草的，看起来更像是一份职工守则——对企业没有约束力，对工人的要求却很多，一些工人称这是“不平等条约”。一些企业主还把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当作一项奖励，签订劳动合同的对象，大多是企业管理人员和他们认为听话好管的员工，有的单位还搞了什么内外有别，只和本地职工签合同，不和外地职工签。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民工既无暇也无力顾及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障，如何支付工钱，不少民工对自己有哪些权益不清楚，对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更是一无所知。

    根据浙江省的有关规定，只要签合同，用人单位就要给打工者上社会保险。此外企业如果辞退职工，就应当承担违约的责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今天，多数企业不愿意自己受到更多的约束。

    浙江劳动部门的人说，大量的没有劳动合同的“地下工人”的存在，必然导致职工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一些企业随意辞退职工，逃避法律责任；部分企业对工资支付、加班加点、养老保险等内容不按规则办事，寻找法律的空子；一些企业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赔偿金，有的违法扣押劳动者的证件，收取保证金、抵押金等等。有了明确的合同，就难办得多，没有合同，就可以任由他们编派说法。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民工们在投诉时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对民工权益的保护。

    第二个环节：承包上的混乱局面使情况错综复杂。

    开发商欠“大包”的工程款，“大包”欠“二包”的材料费，“二包”欠“三包”的包工钱，“三包”欠民工的血汗钱，民工无法继续工作就被撵出工地，于是工地停工，开发商无法收回巨额投资身背重债四处躲避。在一些地方，每当民工的血汗钱讨不回来的时候，这个“恶性循环链”就开始“运转”。更为惊人的是，有时一个上千万元的工程项目，竟然没有规范完整的承包合同。

    根据一些施工队长透露，甲方开发商将工程包给乙方建筑商后，大包工头通过熟人找到了承建商，想在工地找点活干，支付了一笔“中介费”后，在承包商的默许下，他们进驻工地开始施工。“大包工头”并没有与承建商签什么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一口价”（如每平方米给530元），于是，“大包”又。通过关系在外面找来了同样是外地人的“二包”，承包了“主体”、“抹灰”等工程。“二包”拿到工程后，找来了“三包”，分别承担“钢筋”、“瓦工”、“木工”、“管理”和“水电管线”等工程。“三包”接到活后，就去找到自己熟悉的民工（哥们弟兄）。在这些链条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正规的严格的合同、协议，都是凭嘴巴说了算。

    一旦关系闹僵，承建商辞掉了“大包”，或者“大包”辞掉“二包”，麻烦就来了，任谁也说不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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